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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後記》

傳承智慧燃薪火 1977年4月創立以來,《信報財經月刊》已度過四十個寒暑。在這個資訊爆炸、閱後即焚的世代,還有什麼值得留下?  幾番細思量後,應是前人的智慧,40年來,港人經歷1984年「中英談判」,87年股災、89年六四事件、97年回歸、2003年沙士....在經歷重大危機或轉折位時,港人非靠「小聰明」或「走精面」就可應付,最終履險如夷憑藉的還是智慧。 翻開發了黃的舊月刊,儘管當時排版粗糙,印刷不精美,卻往往發現閃爍関著智慧的光芒,驚嘆前輩們的高瞻遠矚。例如在84年中英談判,距97回歸還有十多年之際,已有大量深度文章,探討「一國兩制 」實施後可能出現的衝突;在《中英聯合聲明》規定每年賣地50公頃時,已有文章警告香港要承受高樓價的苦果;幾十年來「積極不干預政策」被奉為圭臬,早在七八十年代已有文章探討死抱這個哲學的弊端。 在那個沒有互聯網、消息不靈通的年代,月刊是一個介紹外國思潮、商業趨勢、政經形勢的媒介。在那個「民智未開」、財經知識不普及的年代,月刊甚至兼有今日所謂通識教育的作用。當時月刊聚集了一群來自學界、政經界的作者,也吸引了一群知識分子為主的讀者。 政治一日都嫌長、財經更是變幻莫測,40年來環境丕變,如果純粹即事點評的文章,可讀性是短暫的。然而,滲透智慧的文章卻有恆久的意義。過往48O期月刊,有大量的文章,不受時空限制,今時今日仍有現實意義。這是出版《智慧傳承》40周年紀念集的緣起。 最令編輯們費煞思量的是如何揀選以往的精采文章,最後決定粗略分為政經、財經、人物、文化4個範疇,但即使縮窄了範圍,在這4個範疇內也有 大量的文章值得刊登,幾番掙扎後,惟有割愛嚴選出10組。當年月刊被視為「半學術」刊物,往往長篇累牘兼有大量註腳,舉例而言,單是《榮耀全歸鄧小平的香港前途談判》一篇文章已有五萬多字,受篇幅所限,出版紀念集時有一小部分文章要略為刪減,註腳亦要省去。  至於揀選文章,我們有兩個標準「時代脈絡、智慧傳承」。例如人物篇,部分受訪者有有兩至三次訪問,前後相距三十多年(如胡應湘、何世柱、郭炳湘、鄭裕彤),從不同時期的訪問可以窺見時代的變遷、個人智慧的圓熟。政經篇、財經篇也是順應時代的脈絡,政治方面從八十年代香港前途談判始到2014年佔中為總結。財經方面,選的則是83年聯繫滙率、87年股災、88年的結算改革、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次按風...

10. 鄭海泉

鄭海泉是滙豐控股首位華人大班,原來大學時,他因積極參與社運,被英國殖民政府列為極端激進分子,須對他小心監控。2004年時任恆生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的鄭海泉,初次接受本刊訪問,大談當年舊事,並分享管治恆生之道。  鄭海泉2011年再次接受訪問時,已是他從滙豐退休前最後的訪問,回顧多年工作,鄭海泉仍一貫謙虛,認為得高層信任、有好同事共同進退才能造就了「鄭大班」:「不做肯定沒有機會,做了不一定有機會,自己夠彩數。」 從危險人物到社會良心— 訪恆生銀行大班鄭海泉 廖美香 「當時是1967年香港暴動之後,可能政治部覺得敏感一些,這也證明了我不是忽然熱愛社會責任的。」鄭海泉說, 恆生給予他機會透過與同事的合作回饋社會,自己有心,亦從事於一個有心的機構。Life is easier。 年輕的鄭海泉熱心於「關社認祖」,在滙豐集團期間又獲港府關愛,委以無數公職,現在恆生銀行當總司令,依然實踐著他的社會責任感。鄭海泉還有理想,未來一旦退休,繼續要盡其綿力貢獻社會。他是貫徹始終,從大學到企業,從政府智囊到銀行大班,從過去到未來,都要做一個謙和、盡責、有良心的人。 鄭海泉於1986年已是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研究員,深懂香港經濟脈搏,因而獲得殖民政府的垂青。1989年4月至1991年4月期間他被借調到香港政府的中央政策組,作港督衛奕信的顧問。接著1991至1995期間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之後,繼續步步高升,1995至1997年擔任行政局議員。與此同時,鄭海泉於1994至1997年擔任港事顧問。1998年他離開政壇,獲滙豐集團擢升為恆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這位經濟專才,兼任政府多年顧問的人物,原來在七十年代經歷過一段狂熱的光陰,積極參與學生及社會改革活動之中。據英國外交部最近解封的一批30 年前機密文件顯示,政治部對於七十年代由大學生發起的「關社認祖」活動中,有14名年輕人極端激進,須對之小心監控。鄭海泉正是其中一名危險分子。 鄭海泉接受訪問時開首便說,「你們(傳媒)煲大了少少,其實這是一個不錯的報告。」接著說,當年算不上搞什麼社會運動,現在天天都有,其時主要是向政府發問:為什麼不能做得好一些?僅此而已。 1972年鄭海泉是中大學生會副會長,機密文件指他參與盲人工潮及糖街居民事件。「其實我連糖街在哪裏也不知,與我無關的都入我數。」至於當年為失明人士...

9. 戴卓爾夫人

「鐵娘子」鐵卓爾夫人於1991年9月私人訪港,《信報月刊》前社長駱友梅專訪了這位英國前首相。  香港當時面對前途危機,戴卓爾夫人訪問期間大派「定心丸」,承諾英國於回歸後將繼續投資本港,亦不認為中方會違反聯合聲明內容。 她分享了多次訪華的觀感,及對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的印象等。  訪同中,有戴卓爾夫人保持年輕的秘訣,有她與兒子馬克的互動的「柔情」片段,讓讀者一窺「鐵娘子」的另一面。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 論男兒氣概勝人無數 說女人本色她更在行 駱友梅 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這天的日程從早上8時開始,中午在會議中心向四百多位商人發表演說,接著往大埔工業邨震雄機器廠參觀,趕回港督府分別接受一中、一英報刊記者訪問前,她先到電視台錄影半小時的專訪節目,晚上仍需要盛裝出席鄧蓮如勳爵的宴會。  她單獨接受本刊訪問時已接近傍晚7時。經過整天勞累,眼前這位於10月13日便足齡66歲的戴卓爾夫人,竟然沒有半點倦容,臉龐皮膚出奇嫩薄,真人比從照片或電視新聞得來的印象年輕許多。她揚聲演說的聲音並不悅耳,面對面談話的語調卻相當溫柔。  同事替她拍照時,悄悄打量那一身「企理」的裝扮,盤算著在這十多小時內,她起碼要換三次衣服,作為常被衣裝困擾的職業女性,我竟衝口而出問她怎樣才能在繁忙的生活中,經常保持容光煥發。  有什麼衣著心得和令人看來年輕的秘訣,又問她是否仍然採用她年輕時常用的某一牌子的化妝品等。 回答這些無關宏旨的問題,她興致勃勃毫不諱言自己「貪靚」,告訴記者已不再只用某一牌子的化妝品,並且學會輪流用幾種不同系列的護膚品,效果甚佳。她無法準確估量自己每天或每周花多少時間打扮,反正以她的標準看,相當費時。至於保持年輕的心得,除了注意容貌的保養和打扮外,她認為最重要的是對工作或其他任何生活方式有真正興趣,熱切投入,保持活躍的動力,而活力煥發是令人表裡同感年輕的不二法門。她說自己雖然已六十多歲,但是由於熱衷工作、熱衷政治,因此長期每晚只睡四、五小時也樂此不疲;她強調自己的心境與20年前並無多大分別,凡事意興闌珊做事提不起勁的人最易蒼老;穿沉色衣服,滿頭灰白,帶個老氣的卡美爾別針,她一樣老態龍鍾....。這種女性話題不知多有趣味,可惜訪問時間非常有限,只好趕忙言歸正傳。  八二...

8. 鍾逸傑

前布政司鍾逸傑於1987年正式退休,並選擇香港為永久的家。1991年初次接受本刊訪問時,仍擔任房委會主席、多間非牟利機構及商業機構的主席、董事,他關心本港政治發展、房屋政策。   2006年再次接受訪問,近20年過去,鍾逸傑仍退而不休,心繫香港政治、社會、民生,評論香港經濟裹足不前、貧富懸殊問題嚴重、年輕人對中國沒好奇心、提議兩院制緩和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員之間矛盾。時至今日,問題變得更嚴重,鍾逸傑當年言論,能否提醒港人別再原地踏步? 退隱官場的「鍾叔」 李秀娟 現年64歲的鍾叔—鍾逸傑爵士,雖然當「官」30年,但可說是一位最不像「官」的香港官員,總覺得他少了一份「官氣」,多了一份祥和,倒像鄰家的長者。  鍾叔—鍾逸傑爵士可說是第一位由低級公務員做到高層的英籍人士,他曾歷任理民府、政務官、新界民政署長、政務司、以至布政司。1986年前港督尤德爵士在北京猝然逝世,在群龍不能無首的形勢下,鍾叔更負起署理港督的重責,直至現任港督衞奕信爵士正式履新後,鍾叔更被委任為港督特別顧問,協助衛督順利接任。 經過半生的仕途生涯,鍾叔終於在1987年正式退休,並選擇香港為他永久的家,究竟退休後的鍾叔,是否如我們想像般過著安適悠閒的生活,退隱江湖?為此記者特探訪了鍾叔的家。 鍾叔的家 鍾叔的寓所坐落在青龍頭鎮,面對遼闊海面,佇足在岸邊,偶爾還可以聽到輕濤拍岸。在這座幽雅、簡樸的別墅門前,懸著一隻大搖鈴,鈴聲就是聯繫屋外屋內的橋樑。 鍾嫂熱情地引領記者進入陽台坐下,只怪記者是城中人。該處山風水氣亦未能解暑,鍾嫂見狀,連忙開啟冷氣與風扇,為客人帶來現代化的清涼,可惜與周遭的清幽環境顯得格格不入。  退而不隱 正當記者欣賞窗台上數盆別致的蘭花及植物時,鍾叔穿著淡粉紅色條子恤衫帶笑進來,我們就先從蘭花說起,鍾叔說:「我十分喜歡園藝,但這個蘭花並不是我種,是買回來的。」「紫紅色的那一種比較難種,白色的比較容易。」 別以為鍾叔的生活就是閒來種花閱讀,鍾叔說,雖然退休後,生活的確與以往不同,主要是時間可以由自己控制,同時亦可以抽多些時間做自己喜歡做及有興趣的事情,例如園藝、畫油畫等,但工作仍十分繁重,有一定工作壓力。  老而彌堅 他說:「我的工作主要分...

7. 楊鐵樑

在香港法治近年飽受衝擊之際,本港第一位被委為永久裁判司的華人楊鐵樑,於1990年接受本刊訪問。他於回歸前過渡期擔任首席按察司,是司法界的最高領導,不但要統領司法部門,更肩負為香港未來的司法制度奠下良好根基的責任。  在香港司法不斷遭受各種攻擊的今天,細讀楊官舊日的訪問別具意義:「司法獨立是經年累月的修持,如果不知珍惜,稍有鬆懈,長期建立的形象和聲譽,便會在人民轉念之間,化為烏有。」 司法制度的現狀與去從— 訪問楊鐵樑首席按察司 駱友梅 原來古色古香的「大 COURT 樓」已改為立法局大樓,現在坐落於金鐘道38號的最高法院,自84年啟用以來,轉瞬已超逾五年,但是在一般市民的心目中,其予人以「新」的印象,依然鮮明。 論「法相」,新高院不及舊的來得莊嚴,沒有正義女神的雕像把關,少了高階石柱迴廊的派頭, 現在的高院設計,基本是一幢講求實用的現代化建築物,並不著意於浪漫的象徵和虛飾的架勢。 最高法院挨山興建,從最底層數上第七層才算地面(Ground Floor),而門向對著法院道的出入口才是高院的正門。 大門內,樓底很高的大堂,面積寬敞,不過,除了接待處、告示壁和一張上面放著到訪嘉賓留名的大木桌外,沒有甚麼其他陳設;原來這個在白天是高院交通要道的大堂,稍經「裝扮」,便會被充當為司法界舉行各式宴會的場所,許多隆而重之的長桌晚宴和一年一度的司法界周年大舞會,都在這裏舉行。 高院四周,門禁不算森嚴;但是置身其間,自有受約束的感覺。門前沒有守衞,法官專用的側門與公眾使用的大門並列,人來人往,看似自出自入,但是法官專用的側門就只有法官使用,公眾人士不但沒有誤闖亂碰,就是好奇地駐足內望一下也沒有。  一般升降機,均有指派用途,有些是法官專用,有些是陪審員專用,當然還有職員專用、公眾使用和囚犯專用的.... 首席按察司與幾位高級同僚的辦公室在地面第三層樓(UG—3)。  像設有法庭的另外那幾層樓,三樓走廊一邊是大大小小的寫字間,另一邊是幾個通往不同法庭的通道,只要推門出外,不出兩步之遙,便是庭上按察司坐堂的「高靠背」。據高院的新聞官告訴記者,3樓至14樓,每層樓有三個法庭,按察司們的辦公室就繞著各法庭,而一些循簡易程序處理的內庭聆訊,有時是假其辦公室進行。  按察司出庭,大袍大甲,陣仗威赫,儀容肅穆;退堂...

6. 王賡武

1990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翌年,港大、中大又面臨港府實施四改三制的衝擊。  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高錕強調,不論什麼學制,學生須接受通識教育,增進本科以外的知識;而時任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則對六四有較多看法,鼓勵學生須了解問題癥結,全面認識中國,不可偏頗。  而香港科技大學當時仍未開學(1991年才成立),時任校長吳家瑋談及辦學理念,期望科大能培育在工商界領導的人才,亦希望學生敢於批評校方、港府甚至大陸的不當之處 。 王賡武談 香港高等教育 本刊記者 王賡武教授出任香港大學校長已有三年多,在這段期間,港大曾提出將學制由三年改為四年制,但遭港府拒絶,港大惟有提出四年融入三年制課程的折衷方法。   89年中,北京爆發學運及六四事件,這對港人尤其是學生有著深刻的衝擊,王賡武教授作為著名中國歷史學者,加上個人的體會,如何評價六四事件?他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又有什麼看法?  下文是記者與王賡武教授訪問的內容摘要— 王教授出任港大校長已有三年多,在這段期間內,你覺得港大有哪些改善的地方或不足之處? 我想先談談港大目前所面對的最大困難,那就是學生質素的問題。香港唯一的資源就是人才,過往不少人忽視這人力資源的培訓,對教育並不重視,這對香港社會造成很大的障礙。我認為必須從兩方面入手來提高學生質素,即推行雙語(華語及英語)教育以及重視數學基礎訓練,推行雙語教育中的首要任務就是提高學生對英語的聽、講和寫的能力。香港的大學生英語程度較以前下降是大家公認的,這是由於學生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運用英語所致。例如教授以英語授課及提問,學生閱讀課本、交習作、論文或考試時才運用英文,加上惰性重,甚少以英文對答或寫報告,以致必須使用的時候卻嫌力不從心、太差勁。學生對英文所抱「可免則免」的態度實在有改善的必要。表面上看,香港的教育制度是重英(文)輕中(文),依我看,實際是重中(文)輕英(文),學生未能達到慣性使用英文的地步,更遑論使用時得心應手了。  儘管有人批評香港的中文程度每況愈下,但我卻不大擔憂這個問題,原因是廣東話(普通話)是學生母語,香港又是中國人的社會,慣性使用中文,且看我們的學生以廣東話交談、辯論、發表意見不知多靈光,雖然講和寫,尤其是廣東話寫成中文時需要修飾,以免口語化,但文字與語言的基本結構相同,我相...

5. 胡應湘

合和實業主席胡應湘由建築師出身,位於灣仔、圓柱形的合和中心便是他的傑作,胡應湘於1979年接受本刊訪問時,大談本港地產及國內發展趨勢,言談間更反映了他對建築物外形的追求、即使建築困難,也有迎難而上的精神。  三十載過去,胡應湘經歷過八十年代提出興建港珠澳大橋,遭商界訕笑;泰國一役,令公司負債數十億;灣仔 Mega Tower 酒店項目波折重重,幾度起伏。他於2014年再受訪,形容香港政局猶如文化大革命初期。 胡應湘:香港似文革 愈來愈民粹 姜珮婷  鄧傳鏘 目睹香港亂象環生,愛之深、責之切,近期多位商界元老都不再悶聲發大財,站出來針砭時弊。思捷環球(330)副主席鄭明訓、合和實業(065)主席胡應湘代表了許多商界的心聲。  胡應湘的想法一向超前,對於香港前景他感到很焦慮,他形容香港像文化大革命初期,年輕人造反,商界噤若寒蟬,政府愈來愈民粹。 現年77歲的胡應湘1962年協助父親胡忠進軍建築、房地產業。二十多年前已提出興建港珠澳大橋,改革開放不久率先進軍內地興建公路、電廠,上世紀九十年代又率先在泰國投資交通基建。 先知有時變「先烈」 先行一步是先知,先行十步是先烈。胡應湘自嘲有時是先知,有時卻變了先烈,一早看中內地發展機遇是前者,97年亞洲金融風暴泰國鐵路項目爛尾卻慘成先烈。 11月15日,胡應湘獲香港教育學院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後,接受本刊專訪時為香港的前途把脈。「除非香港改變經常爭拗的現狀,否則這樣下去,只會愈來愈衰。我暫時都未見到有任何好轉的跡象。」 八十年代提出興建港珠澳大橋遭商界訕笑,泰國一役公司負債數十億、灣仔 Mega Tower 酒店項目幾度波折。縱橫商界多年,過於超前的想法,累胡應湘幾度起伏,但跌倒後這位我行我素的商界強人總能再爬起來,對個人得失一笑置之。「不過,我在香港這麼多年,這段時間開始感到有挫折感了!」 胡應湘慨嘆:「現在社會瀰漫仇富情緒。我覺得現時香港好像文化大革命初期。年輕人造反,官員被指是當權派,被指摘不應該繼續在位。我們這些比較有錢的人,想做一些事件,又被人罵官商勾結。現在官員極度害怕被扣上官商勾結的帽子!正常的事情都會被人說成『官商勾結』,現在已經沒有官商合作可言了!」 因洋名 Gordon 而有 「飛俠哥頓」之稱的胡應湘一向率直敢言,他形容商界現在綁手綁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