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鄭海泉
鄭海泉是滙豐控股首位華人大班，原來大學時，他因積極參與社運，被英國殖民政府列為極端激進分子，須對他小心監控。2004年時任恆生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的鄭海泉，初次接受本刊訪問，大談當年舊事，並分享管治恆生之道。
鄭海泉2011年再次接受訪問時，已是他從滙豐退休前最後的訪問，回顧多年工作，鄭海泉仍一貫謙虛，認為得高層信任、有好同事共同進退才能造就了「鄭大班」：「不做肯定沒有機會，做了不一定有機會，自己夠彩數。」
從危險人物到社會良心—
訪恆生銀行大班鄭海泉
廖美香
「當時是1967年香港暴動之後，可能政治部覺得敏感一些，這也證明了我不是忽然熱愛社會責任的。」鄭海泉說， 恆生給予他機會透過與同事的合作回饋社會，自己有心，亦從事於一個有心的機構。Life is easier。
年輕的鄭海泉熱心於「關社認祖」，在滙豐集團期間又獲港府關愛，委以無數公職，現在恆生銀行當總司令，依然實踐著他的社會責任感。鄭海泉還有理想，未來一旦退休，繼續要盡其綿力貢獻社會。他是貫徹始終，從大學到企業，從政府智囊到銀行大班，從過去到未來，都要做一個謙和、盡責、有良心的人。
鄭海泉於1986年已是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研究員，深懂香港經濟脈搏，因而獲得殖民政府的垂青。1989年4月至1991年4月期間他被借調到香港政府的中央政策組，作港督衛奕信的顧問。接著1991至1995期間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之後，繼續步步高升，1995至1997年擔任行政局議員。與此同時，鄭海泉於1994至1997年擔任港事顧問。1998年他離開政壇，獲滙豐集團擢升為恆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這位經濟專才，兼任政府多年顧問的人物，原來在七十年代經歷過一段狂熱的光陰，積極參與學生及社會改革活動之中。據英國外交部最近解封的一批30 年前機密文件顯示，政治部對於七十年代由大學生發起的「關社認祖」活動中，有14名年輕人極端激進，須對之小心監控。鄭海泉正是其中一名危險分子。
鄭海泉接受訪問時開首便說，「你們（傳媒）煲大了少少，其實這是一個不錯的報告。」接著說，當年算不上搞什麼社會運動，現在天天都有，其時主要是向政府發問：為什麼不能做得好一些？僅此而已。
1972年鄭海泉是中大學生會副會長，機密文件指他參與盲人工潮及糖街居民事件。「其實我連糖街在哪裏也不知，與我無關的都入我數。」至於當年為失明人士服務，他仍依稀記得：「當年只是組織慰問隊而已，拿水拿餅乾探訪他們，哪有這樣大件事，我們沒爭什麼權益，只為他們要求待遇好些。」
無論如何，鄭海泉都感無悔，說道：「I did the right thing whatever I did.」
殖民政府分析合理
對於該份機密報告，鄭大班閱後認為是一個很中肯的描述。「英國政府搞殖民成功是有這一套，公開地抹黑是一回事，但內部分析是中肯的。」
該份文件說：「這些年輕人是被新左派所吸引著，他們愛好尋根問柢，既抱理想主義，又充滿著年輕人的叛逆性格，他們都具有良好素質，這都促使他們有感於社會出現錯誤時要急於改革；（這裏值得一提，他們有別於那些對社會秩序構成威脅的年輕人，即那批為自己幫派謀取利益的三合會及沉迷於暴力的成員。）但他們往往對政府政策及運作無知，很容易便顯得不耐煩，認為官僚漠視及拖延，繼而感到挫敗。」
「報章把我說成好似是洪水猛獸，但看到全文就完全不一樣。事實上香港政府不會這樣戇居，否則，香港根本不會有這樣美好的發展。」鄭海泉稱讚該份報告說。
文件說出了當年那批大學生搞社會運動的背景：「無論如何，很多（年輕人）感到不確定，因為他們對前景感到迷惘。香港原先由老一代為口奔馳的時代，似乎被那些接受西方教育的年輕人所取代。由於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的逼近，他們期望著九十年代的中國，無論誰來主政都要維持人們生活的美好。所以，部分學生對於社會現狀具濃厚興趣，要深入了解以迎接挑戰；有的則認為香港只要有機會，就必須嘗試發展成一個更加民主的社會。有的將香港政府對長期問題缺乏快速回應而說成香港沒有將來。」
「英國政府的內部分析很客觀、清楚，分析不是為逢迎上級而寫的。現在香港政府怎樣我不清楚？」鄭海泉說，當年對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愛，並沒有影響其事業的晉升。無論進入匯豐或成為政府智囊，都沒有阻礙。「港督 David Wilson 都敢用我這所謂的危險人物。」
個人理念與企業一致
「當時是1967年香港暴動之後，可能政治部覺得敏感一些，這也證明了我不是忽然熱愛社會責任的。」鄭海泉說，恆生給予他機會透過與同事的合作回饋社會，自己有心，亦從事於一個有心的機構。Life is easier。
他說，自己年輕念書時，強調社會公義，做事沒想過資源這回事，現在辦事要兼顧幾方面，不是非黑即白這樣簡單，難以有求必應。作為CEO，鄭海泉說，要做好四個利益平衡：一、客戶與銀行之間；二、職員與銀行之間；三、股東、職員及客戶之間；四、社會對企來的要求。「股東要賺錢、員工要出糧、客戶服務水平要好又要平，做到百分百滿足不可能，主要將不同的訴求拉近。」
熟悉中國有利北上
現在中國入世，本港銀行紛紛北上擴充業務。現在恆生在深圳、廈門、北京、上海、南京、廣州等各地都設有分行、支行或代表處；在在需要熟悉中國的人才北上開拓。
現任北京市政協常委的鄭海泉說，趁著開會時多跑訪其他部門及企業，跑得多，別人對你認識加深，申請牌照都減少發問，恆生要發展就順利得多了。「銀監不認識你，自然問題多，內地不是領導出面，不容易辦妥事情。」鄭海泉三十年前已關社認祖，現在為恆生北上，既是抱負的實踐，也是其優勢的施展。
對社會不忘奉獻
鄭海泉經歷三十多年社會大學的洗禮，對國家、香港還抱有怎樣的使命感？他說：「現在幾十歲已沒有這個。」嘴巴如是，但心坎裏仍有一顆熱誠。「只期望香港是安居樂業的城市，下一代可以生活得快快樂樂。」現年56歲的鄭海泉距離退休還有一段時間，被問及他的終極追求？他說，未來希望自己能有多餘力量幫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現在太太亦從事不少義務工作，全日制做，比他更要忙碌呢！
「一次與太太到富豪酒店飲茶，一名經理為我付賬，原來他是當年我的補習學生。當年與大學同學開辦了一所義務中學教書，覺得很有滿足感。將來要多做這類對社會有意義的事。」他說。
記者又問他是否有興趣參政？鄭說，自己的歲月已過去不少，應不會再有能力作翻天覆地的變化，由年輕人來做吧 。
鄭海泉每天早上習慣游泳鍛煉身體，幾乎每天中午都與客戶吃飯，平日星期六、日都要應酬。一年有幾個月到內地出差，坐飛機反而提供了他個人的空間，可利用飛行時間看書。年薪高達770萬元的鄭海泉說，現在覺得最遺憾的是，沒有時間與朋友見面。「我鄭海泉沒有見朋友，不是因我飛黃騰達，而是沒有時間。」
念中大的日子
七十年代流行長頭髮，鄭海泉說自己當年很斯文，沒有留長髮，並非一名「長毛」。鄭海泉一再否認自己是激進分子：「這個年代我們都尊師重道，老師對我們也很好，不曾激進。」
出身中大新亞書院的學生都會對哲學具濃厚興趣。他說，年輕時生活體驗不足，又要應付考試，念徐復觀的《中國哲學史》、錢穆的《國史大綱》等都不太懂得欣賞，他自嘲說：「不知是否人老的關係。」現在反而想深究一下柏拉圖等哲人的思想。
鄭海泉很欣賞新亞精神，對其影響甚大。「校歌的歌詞令人胸襟廣闊，感到要有承擔。」他說，要是教育制度不能讓學生在求學時期抱有承擔，連學生都只求私利，這個社會的教育就不會成功。
回顧當年的學生生活，他說，當時的學生很有思想，很有批判力。學生報的文章很有洞見，當年的洪長泰（現任科大人文及社會科學部教授）、劉創楚（現任中大社會系教授）等寫的文章，都追求解答社會問題，反映他們不是純粹為了學位而念大學。「當時年輕人有可能過於批判，但至少他們會反思，追求理想。」以前殖民地教育靠背書就拿 A，但他們竟然肯反思，十分難得。
當時政府不贊成學生的示威手法，認為是大逆不道。但鄭海泉說，其實當時學生示威是有一套理論在背後的，還念很多書，經常與老師傾談國家及民族大義。當年上徐復觀的哲學課很要命，要聆聽他的湖北口音不太習慣；他個人受唐君毅的思想影響較大。他說，如果大學能產生具精神感召的大師那多好，很可惜現在的社會太強調技術性；以前學經濟是講經國濟民的，現在講怎樣盈利。「當時上課講到中國人民生活這麼慘痛，於是激發了要改善社會經濟的雄心，而不是只顧炒股票。」當然，那時的經濟理論及分析不及現在有電腦輔助和統計作 分析，但鄭認為他的學生時代心靈相當充實。
一直想「為人民服務」
鄭海泉昔日在中大搞社會運動都很有名氣，但不要以為他荒廢學業。他是當年經濟系十多名同學中最尖那三、四位，是拿幾科A的優才生。他原想留在中大繼續升讀碩士，可惜面試時，說了一句不中聽的話—為人民服務。事隔三十年，一名退休老師告訴他說，主考的台灣教授擔心他不是立心做學問，以搞事為主，因而拒絕取錄他。結果他到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念 經濟學，取得哲學碩士後，1978年加入滙豐集團財務部，一直奮鬥成為當今恆生的鄭大班。
鄭海泉不是基督徒，但經常都說感恩。他說，中大當年拒絕了他念研究生，有點失望。友人對他說，如果當年他在中大念下去，可能就變成了鄭教授，而不是現在的鄭大班。所以，鄭大班向年輕人勉勵說：「God works in a mysterious way. 當時看來的一些挫折，事實上另一扇門開著等你走進去。」鄭海泉還回憶起與當年的徐立之打乒乓，說大家都平平無奇。現在兩人各有所成，徐亦貴為港大校長。
臨別時，鄭海泉特別要求記者為時下的大學生平反。「報章上負面批評大學生的新聞甚多，這樣會打擊他們的信心，又不公道，我相信香港仍有一批非常厲害的大學生。」他說，以前社會上是最尖的1%進入大學，現在的大學入學率是18%，水準難免參差。
（本文節錄自原刊於2004年12月的訪問）
第一位滙豐華人大班的神話—
專訪鄭海泉
廖美香
英雄難以造時勢，時勢卻造就了鄭大班。正如他最喜歡的一句：「機會就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5月26日，十時多抵達中環滙豐總行，到41樓 Turner Room。那不是一個房間，而是一個大廳，是為紀念滙豐大班 Michael Turner（1953-1962）而命名。走到 Turner，須從高位徐步下樓梯，眼前一見，氣勢無比，周邊都是通透的玻璃幕牆，光潔亮麗，彷彿站在滙豐巨人的肩膀上，這是專門招待貴客的地方，一名侍候員正在準備茶水及糕點。
未到十時半，鄭海泉的蹤影來了。人未見，聲先到。他從遠處說︰「Amy，好嗎？很久沒見。」我在 Turner 的另一邊，快快趨前，也要走十多步。他說：「不好意思，今天不想中斷了游水的習慣，所以推遲見面時間。」
我拿了一杯紅茶，寒喧片刻，我們走到會客的黑色沙發上，他向在場的侍候員示意，要喝雞骨草。轉過頭來向我說：「太太真好，把中國 涼茶引進滙豐，是她一大德政。」我說：「一個成功的男士，總有一個好太太在背後支撐。」我們一笑，由此展開了愉快的兩小時訪談。
上次獨家訪問鄭海泉，是六年前他在任恆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不久他便升職返回滙豐。2005年5月他出任滙豐銀行亞太區主席，原想待他上任後訪問其大 計，沒想到事與願違，延誤至今。這個獨家訪問，是鄭海泉在滙豐銀行任職33年來退休前最後的一次專訪。過去，他愛談及其恆生的成就，這次專談他一段段的歷史，好讓我們更了解這位大班不斷攀升的傳奇。
何以偏偏選中他？
九十年代初，匯豐上下不太認識鄭海泉。八十年代中，滙豐漸漸培養本地人才，陸續調派人才往海外開拓，包括王浵世到加拿大、葉迪奇到美國、梁高美懿到澳洲....栽培精英數以十計。九十年代中，滙豐四大華人天王（劉智傑、柯清輝、王浵世、葉迪奇）在業務上各領風騷，鄭海泉則當上了滙豐的執行董事。他對匯豐的業務未算立下汗馬功勞，但發揮了大使的作用，最終在芸芸好手之中跑了出線。
對於鄭海泉成滙豐亞太區主席—第一位華人大班，滙豐人總是既羨也妒，一般香港人則對他很好奇。滙豐銀行成立於1865年，至今一百四十多年，他創下了許多個第一。究竟匯豐為什麼選中他？他是怎樣上位的？只有他才具備這個能力嗎？究竟大班的生活是怎樣的？訪問中，他透露了過去鮮有談及的細節。
鄭海泉於1971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其後往紐西蘭奧克蘭大學修讀經濟學系哲學碩士學位。1978年他加入滙豐，一步步邁向前行，踏上大班的成功路。
一、在 CPU 與高手過招
滙豐集團主席浦偉士於八十年代末某一天給鄭海泉打電話，向他說：「把你調到政府去好嗎？」鄭回應說：「你能保證我回來就好。」不久，副主席 Frank Frame 問鄭拿了報告看，就讓他到中央政策組（Central Policy Unit, CPU）去。「與港督衛奕信見過一、兩次面，可能他對我有點印象。」當時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是顧汝德（Leo Goodstadt），滙豐派了鄭海泉，太古派了張永霖做顧問。「我們以社會及經濟事務作議題，毋須理會當時政府及政治，把自己的見解寫成報告，交港督、布政司及財政司參考。我們不理會政府是否接受，而是給予最佳及忠誠的意見。」
鄭說，政府高層或有參考。「有一次我的提議遭公務員反對，但政府（最高層支持）實施了一段時間。」顧汝德最近接受訪問，亦大讚鄭海泉當年的表現優秀；張永霖亦向我表示他是 個很出色的同事，當年與他隔壁相處，天天討論，很有裨益。鄭海泉很懷念在 CPU 的日子。當年兼任的顧問包括：陸恭蕙、張健利、吳靄儀、胡紅玉、李國能等，「他們都獨立思考，問到很好的問題，我對他們十分尊重，能與這些猛人一起探討，學習許多。」
二、當立法局議員反對彭督政改
鄭自嘲自己是香港回歸的末代議員，曾任立法局及行政局議員。他說，就任立法局期間（1991至1995年）並不如現在政治化，議員們不論政見大家一起齊齊玩。他憶述，當年很多議案都順利通過，最棘手的是政改方案。「當時不是考慮民主保守與否的問題，而是覺得與內地關係決裂 ，對香港很不利。內地有其困難，民主也未必要一步登天。」他續說，當時中國與英國早有議定香港政制，如果彭督推翻，他97年後可以撤離香港，但我們仍在這裡過日子，怎麼辦？鄭於1995至1997年獲委任為行政局成員，但他以行政局會議保密為由，沒有多談。
三、做港事顧問為滙豐清除誤會
回歸在即，在港親中人士對匯豐在97後的角色疑慮重重。「他們問及匯豐想怎樣？97後仍有承擔感嗎？我難得有機會向他們一一解釋。」其實，自浦偉士、John Gray、John Bond、Stephen Green 等歷屆匯控高層都已不斷向中方高層強調滙控所作的承擔。「我是向 junior level（中層及基層）為匯豐解說，而且我是匯豐唯一一個中國人可向他們傾談。」他們問：匯豐投機炒賣港元嗎？鄭說：滙豐以港元為存款基礎，怎會搞垮自己呢？又問：聯繫匯率保留嗎？鄭說：回歸已存在很多不可測性，當時港元規模小得只要10億元便可被炒至波動，一旦變動，不知帶來什麼後果，且以怎樣的外匯體制來替代呢？如沒有，那就不如維持聯繫匯率吧！他們又憂慮匯豐為港英服務別有用心，有「漢奸」之嫌；鄭說，匯豐在香港的貸款每年都上升，專心從事商業，並不是政治機構。鄭面對內地種種陰謀論的揣測，強調不要看匯豐的動機，而是看匯豐的言行，包括1987年股災匯豐拿了一筆錢來做「救生艇」，捍衛了期貨市場繼續運作。
四、任恆生 CEO 經歷最難忘
鄭海泉在滙豐任職33年來，最難忘是在恆生當 CEO（1998至2005）一役。甫上任，他面對亞洲金融風暴的爛攤子，「利率扯高至逾30厘，企業家以銀行同業拆息做借貸的都叫苦連天，我說，沒有辦法，利率是這麼高。」作為 CEO，鄭感到銀行面臨巨大的挑戰。「期間很多銀行都不願冒中國風險，我親自參與紅籌公司的業務，對一貫的客戶我都支持，請他們放心，不會中斷其借貸。」
另一役是2003年「沙士」風暴，其時當然擔心生意業務，但更擔心的是員工的安全。鄭將各部門分隔，避免一個員工中招傳染了整個部門，空氣要做好調節，前線員工要戴口罩，各項防護資源要做好，鄭與副手陸觀豪也要分隔工作。「當然我都驚慌，貸款給公司違約嗎？惟有信賴他們，他們輸得多我也會被炒魷，壓力相當大。」在鄭海泉的領導下，恆生終由數十元的股份升至一百多元，而且經歷金融海嘯而不衰。
五、當亞太區主席做外交大使
做大班忙嗎？「忙！開會、見客、看文件、與同事傾談、做決策。」但他認為，這種忙碌，沒有以前做部門主管的吃力。「當主席很多操作工夫不須做，由其他部門主管做。所以如果下面管理層夠強，給你好的建議，做主席就輕鬆。」做部門主管是實務性，要親力親為、落手落腳去做，有客人要談借貸，你就要短期做好。
鄭海泉不諱言，做亞太區主席有點像是虛位，那是大使式的工作，代表銀行與政府官員、公司高層等會晤。「說『拉關係』肉酸，但實質上為銀行向外建立良好關係，多加溝通。」鄭海泉在任內差不多都到他管轄國家進行外訪，風塵僕僕；在滙豐內部，為其默默耕耘的是
CEO Mike Smith 及其後的王冬勝。他輕鬆地說：「沒有什麼困難，運氣好，有好的同事幫忙。」儘管如此，他說自己背後仍要做不少準備工作：傳遞什麼訊息，怎樣解釋集團的看法，一旦下屬對客人幫不上忙，自己也要親自說個明白。
六、出任中國董事長感外資不易為
2007年滙豐中國有限公司成立，鄭擔任董事長；之前他在恆生擔任 CEO 時，也為恆生北上開拓跟興業銀行合作的大計。他說，中國對金融安全看得很重要，外資銀行在內地發展面臨不少挑戰。「坦白說，內地對滙豐已特別尊重，相對其他銀行在內地開分行亦快，但無論如何，都有一定的限制：要開設一間證明運作良好，才可以開第二間。」他說，內地本身發展快，優秀人才多又夠拚命，學習能力強。內地銀行服務也在改善，外資面對競爭，尤其是金融海嘯之後，壓力更大。「現在老師（外資）出事、學生（中資）無事，影響了內地對外資的信心。內地認為外資所說的風險控制也不是這麼了得，對外資印像打了問號，就不願放手給你去做。況且，內地現在都不愁資金短缺。」
鄭離任，最捨不得的是內地的人事交情，他相信滙豐中國在王冬勝及黃碧娟的領導下應有大的發展，而北京行長丁國良的表現也出色。
七、在滙控當執行董事有優勢
那天鄭大班給我的卡片仍是匯控執行董事身份，他笑言，過兩天該卡片就無效，可作歷史文物了。我問他，作為華人在滙控董事會能發揮作用嗎？他說，不要以華人或外國人來看，而是看其是否對亞洲及中國具深切的認識，而華人或許具一些優勢。「尤其是（中國）敏感事情，外國人未必充分掌握，有時得罪了他人也不知，人家只好以禮節性款待，但未必能推心置腹。華人也不用透過翻譯來對話。」他說，現在由查史美倫來接任他當董事的職位很好。「滙控董事局所需的是戰略性觀點，而不是技術上的意見。以前鄧蓮如、蘇澤光及馮國經都做過匯控董事。」在匯控集團內有十七名董事，主要來自美國、歐洲及亞洲。每年於香港或倫敦等地召開七、八次會議。他對現任匯控新任管理層感到有信心，主席范智廉 （Douglas Flint）對融資及規管都具深刻的認知，CEO 歐智華（Stuart Gulliver）在匯控任職幾十年，具備建立強大業務的歷練，能敏捷地提出戰略，定下了嚴厲且清晰的目標。
時勢做英雄？
人在高處，社會上對鄭海泉有多種看法，有認為鄭德高望重，為年輕人樹立了好榜樣。有銀行界人士則認為，鄭海泉四平八穩，在位沒有創造明顯的新里程。亦有對他一直抱嚴格的期待，鄭海泉作為亞太區主席，欠缺掌舵的氣魄，沾不上匯豐前任主席浦偉士的大將領導風采。也有意見認為，鄭海泉命好、運好，能坐上第一任華人大班的椅子。
傳統上有一句諺語「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但對於鄭海泉上位的緣由，或許倒過來先從「讀書」說起，比較合適。
首先，鄭「讀書」勤奮，出道時學歷過人，見識卓越，遂受重用。七十年代初念中大，那時大學生少之又少；及後到紐西蘭留學念碩士，當時正是罕有人才，由於英語良好，能有效與外籍高層溝通，脫穎而出。進入匯豐做分析，成功預測了1987年股災的到來；1989年又借調中央政策組，奠下了其對香港及世界政治及經濟觀察的根基，視野深遠。
其次，鄭謙和有道、誠懇待人，廣積「陰德」，種下人緣。鄭海泉認為自己並不完美，難免有人對其憎恨，只有盡力而為。無論如何，他的職責是宣揚匯豐，表現平易近人，親和力強，他無論在政界、商界、學界都人緣甚好，遂獲匯豐重用，屢攀高峰。
第三，他早年與匯豐老外交往甚篤，可能與其辦公室「風水」有關。「當年與國際經理（international manager）同一層辦公室，John Gray（及後當了滙豐亞太區董事長）就在我隔兩個房間。」鄭認為，其轉捩點是 John Gray 提拔他擔任財務主管（CFO）。當時鄭從 CPU 回來當高級經理，John Gray 向其表示他將升任該職，鄭的第一個反應不是說多謝，而是說：「你肯定我有此能力嗎？我並非會計人才。」鄭海泉早年為匯豐外籍領導層如浦偉士、John Gray 所認識，對其升職及前途具莫大作用。
第四，時來「運」到，鄭海泉在匯豐早於七十年代任職，積累深厚。香港面臨97回歸，滙豐正值需要華人向中國解說政策，由於鄭作為港事顧問，曾任立法局及行政局議員，獲中國及本港政治及經濟各界所接受，提升鄭海泉對推廣匯豐的聲譽極為有利。2000年後中國經濟起飛，滙豐及恆生也要北上開拓商機，須打好與內地關係。匯豐需要華人上位，至此自然就是鄭海泉—2005年當上亞太區主席一職。
第五，滙豐優秀人才眾多，鄭海泉「命」中注定，最後跑了出線。「我認識很多人才，自己只是『好彩』，不是客套話，因得到上面高層信任。」他說，自己也勤力，與時並進，這是必要條件；但有見識、有能力亦未必等於成功。「不做肯定沒有機會，做了不一定有機會，自己夠彩數。」
英雄難以造時勢，時勢卻造就了鄭大班。正如他最喜歡的一句︰「機會就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本文原刊於2011年7月）
鄭海泉2011年再次接受訪問時，已是他從滙豐退休前最後的訪問，回顧多年工作，鄭海泉仍一貫謙虛，認為得高層信任、有好同事共同進退才能造就了「鄭大班」：「不做肯定沒有機會，做了不一定有機會，自己夠彩數。」
從危險人物到社會良心—
訪恆生銀行大班鄭海泉
廖美香
「當時是1967年香港暴動之後，可能政治部覺得敏感一些，這也證明了我不是忽然熱愛社會責任的。」鄭海泉說， 恆生給予他機會透過與同事的合作回饋社會，自己有心，亦從事於一個有心的機構。Life is easier。
年輕的鄭海泉熱心於「關社認祖」，在滙豐集團期間又獲港府關愛，委以無數公職，現在恆生銀行當總司令，依然實踐著他的社會責任感。鄭海泉還有理想，未來一旦退休，繼續要盡其綿力貢獻社會。他是貫徹始終，從大學到企業，從政府智囊到銀行大班，從過去到未來，都要做一個謙和、盡責、有良心的人。
鄭海泉於1986年已是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研究員，深懂香港經濟脈搏，因而獲得殖民政府的垂青。1989年4月至1991年4月期間他被借調到香港政府的中央政策組，作港督衛奕信的顧問。接著1991至1995期間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之後，繼續步步高升，1995至1997年擔任行政局議員。與此同時，鄭海泉於1994至1997年擔任港事顧問。1998年他離開政壇，獲滙豐集團擢升為恆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這位經濟專才，兼任政府多年顧問的人物，原來在七十年代經歷過一段狂熱的光陰，積極參與學生及社會改革活動之中。據英國外交部最近解封的一批30 年前機密文件顯示，政治部對於七十年代由大學生發起的「關社認祖」活動中，有14名年輕人極端激進，須對之小心監控。鄭海泉正是其中一名危險分子。
鄭海泉接受訪問時開首便說，「你們（傳媒）煲大了少少，其實這是一個不錯的報告。」接著說，當年算不上搞什麼社會運動，現在天天都有，其時主要是向政府發問：為什麼不能做得好一些？僅此而已。
1972年鄭海泉是中大學生會副會長，機密文件指他參與盲人工潮及糖街居民事件。「其實我連糖街在哪裏也不知，與我無關的都入我數。」至於當年為失明人士服務，他仍依稀記得：「當年只是組織慰問隊而已，拿水拿餅乾探訪他們，哪有這樣大件事，我們沒爭什麼權益，只為他們要求待遇好些。」
無論如何，鄭海泉都感無悔，說道：「I did the right thing whatever I did.」
殖民政府分析合理
對於該份機密報告，鄭大班閱後認為是一個很中肯的描述。「英國政府搞殖民成功是有這一套，公開地抹黑是一回事，但內部分析是中肯的。」
該份文件說：「這些年輕人是被新左派所吸引著，他們愛好尋根問柢，既抱理想主義，又充滿著年輕人的叛逆性格，他們都具有良好素質，這都促使他們有感於社會出現錯誤時要急於改革；（這裏值得一提，他們有別於那些對社會秩序構成威脅的年輕人，即那批為自己幫派謀取利益的三合會及沉迷於暴力的成員。）但他們往往對政府政策及運作無知，很容易便顯得不耐煩，認為官僚漠視及拖延，繼而感到挫敗。」
「報章把我說成好似是洪水猛獸，但看到全文就完全不一樣。事實上香港政府不會這樣戇居，否則，香港根本不會有這樣美好的發展。」鄭海泉稱讚該份報告說。
文件說出了當年那批大學生搞社會運動的背景：「無論如何，很多（年輕人）感到不確定，因為他們對前景感到迷惘。香港原先由老一代為口奔馳的時代，似乎被那些接受西方教育的年輕人所取代。由於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的逼近，他們期望著九十年代的中國，無論誰來主政都要維持人們生活的美好。所以，部分學生對於社會現狀具濃厚興趣，要深入了解以迎接挑戰；有的則認為香港只要有機會，就必須嘗試發展成一個更加民主的社會。有的將香港政府對長期問題缺乏快速回應而說成香港沒有將來。」
「英國政府的內部分析很客觀、清楚，分析不是為逢迎上級而寫的。現在香港政府怎樣我不清楚？」鄭海泉說，當年對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愛，並沒有影響其事業的晉升。無論進入匯豐或成為政府智囊，都沒有阻礙。「港督 David Wilson 都敢用我這所謂的危險人物。」
個人理念與企業一致
「當時是1967年香港暴動之後，可能政治部覺得敏感一些，這也證明了我不是忽然熱愛社會責任的。」鄭海泉說，恆生給予他機會透過與同事的合作回饋社會，自己有心，亦從事於一個有心的機構。Life is easier。
他說，自己年輕念書時，強調社會公義，做事沒想過資源這回事，現在辦事要兼顧幾方面，不是非黑即白這樣簡單，難以有求必應。作為CEO，鄭海泉說，要做好四個利益平衡：一、客戶與銀行之間；二、職員與銀行之間；三、股東、職員及客戶之間；四、社會對企來的要求。「股東要賺錢、員工要出糧、客戶服務水平要好又要平，做到百分百滿足不可能，主要將不同的訴求拉近。」
熟悉中國有利北上
現在中國入世，本港銀行紛紛北上擴充業務。現在恆生在深圳、廈門、北京、上海、南京、廣州等各地都設有分行、支行或代表處；在在需要熟悉中國的人才北上開拓。
現任北京市政協常委的鄭海泉說，趁著開會時多跑訪其他部門及企業，跑得多，別人對你認識加深，申請牌照都減少發問，恆生要發展就順利得多了。「銀監不認識你，自然問題多，內地不是領導出面，不容易辦妥事情。」鄭海泉三十年前已關社認祖，現在為恆生北上，既是抱負的實踐，也是其優勢的施展。
對社會不忘奉獻
鄭海泉經歷三十多年社會大學的洗禮，對國家、香港還抱有怎樣的使命感？他說：「現在幾十歲已沒有這個。」嘴巴如是，但心坎裏仍有一顆熱誠。「只期望香港是安居樂業的城市，下一代可以生活得快快樂樂。」現年56歲的鄭海泉距離退休還有一段時間，被問及他的終極追求？他說，未來希望自己能有多餘力量幫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現在太太亦從事不少義務工作，全日制做，比他更要忙碌呢！
「一次與太太到富豪酒店飲茶，一名經理為我付賬，原來他是當年我的補習學生。當年與大學同學開辦了一所義務中學教書，覺得很有滿足感。將來要多做這類對社會有意義的事。」他說。
記者又問他是否有興趣參政？鄭說，自己的歲月已過去不少，應不會再有能力作翻天覆地的變化，由年輕人來做吧 。
鄭海泉每天早上習慣游泳鍛煉身體，幾乎每天中午都與客戶吃飯，平日星期六、日都要應酬。一年有幾個月到內地出差，坐飛機反而提供了他個人的空間，可利用飛行時間看書。年薪高達770萬元的鄭海泉說，現在覺得最遺憾的是，沒有時間與朋友見面。「我鄭海泉沒有見朋友，不是因我飛黃騰達，而是沒有時間。」
念中大的日子
七十年代流行長頭髮，鄭海泉說自己當年很斯文，沒有留長髮，並非一名「長毛」。鄭海泉一再否認自己是激進分子：「這個年代我們都尊師重道，老師對我們也很好，不曾激進。」
出身中大新亞書院的學生都會對哲學具濃厚興趣。他說，年輕時生活體驗不足，又要應付考試，念徐復觀的《中國哲學史》、錢穆的《國史大綱》等都不太懂得欣賞，他自嘲說：「不知是否人老的關係。」現在反而想深究一下柏拉圖等哲人的思想。
鄭海泉很欣賞新亞精神，對其影響甚大。「校歌的歌詞令人胸襟廣闊，感到要有承擔。」他說，要是教育制度不能讓學生在求學時期抱有承擔，連學生都只求私利，這個社會的教育就不會成功。
回顧當年的學生生活，他說，當時的學生很有思想，很有批判力。學生報的文章很有洞見，當年的洪長泰（現任科大人文及社會科學部教授）、劉創楚（現任中大社會系教授）等寫的文章，都追求解答社會問題，反映他們不是純粹為了學位而念大學。「當時年輕人有可能過於批判，但至少他們會反思，追求理想。」以前殖民地教育靠背書就拿 A，但他們竟然肯反思，十分難得。
當時政府不贊成學生的示威手法，認為是大逆不道。但鄭海泉說，其實當時學生示威是有一套理論在背後的，還念很多書，經常與老師傾談國家及民族大義。當年上徐復觀的哲學課很要命，要聆聽他的湖北口音不太習慣；他個人受唐君毅的思想影響較大。他說，如果大學能產生具精神感召的大師那多好，很可惜現在的社會太強調技術性；以前學經濟是講經國濟民的，現在講怎樣盈利。「當時上課講到中國人民生活這麼慘痛，於是激發了要改善社會經濟的雄心，而不是只顧炒股票。」當然，那時的經濟理論及分析不及現在有電腦輔助和統計作 分析，但鄭認為他的學生時代心靈相當充實。
一直想「為人民服務」
鄭海泉昔日在中大搞社會運動都很有名氣，但不要以為他荒廢學業。他是當年經濟系十多名同學中最尖那三、四位，是拿幾科A的優才生。他原想留在中大繼續升讀碩士，可惜面試時，說了一句不中聽的話—為人民服務。事隔三十年，一名退休老師告訴他說，主考的台灣教授擔心他不是立心做學問，以搞事為主，因而拒絕取錄他。結果他到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念 經濟學，取得哲學碩士後，1978年加入滙豐集團財務部，一直奮鬥成為當今恆生的鄭大班。
鄭海泉不是基督徒，但經常都說感恩。他說，中大當年拒絕了他念研究生，有點失望。友人對他說，如果當年他在中大念下去，可能就變成了鄭教授，而不是現在的鄭大班。所以，鄭大班向年輕人勉勵說：「God works in a mysterious way. 當時看來的一些挫折，事實上另一扇門開著等你走進去。」鄭海泉還回憶起與當年的徐立之打乒乓，說大家都平平無奇。現在兩人各有所成，徐亦貴為港大校長。
臨別時，鄭海泉特別要求記者為時下的大學生平反。「報章上負面批評大學生的新聞甚多，這樣會打擊他們的信心，又不公道，我相信香港仍有一批非常厲害的大學生。」他說，以前社會上是最尖的1%進入大學，現在的大學入學率是18%，水準難免參差。
（本文節錄自原刊於2004年12月的訪問）
第一位滙豐華人大班的神話—
專訪鄭海泉
廖美香
英雄難以造時勢，時勢卻造就了鄭大班。正如他最喜歡的一句：「機會就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5月26日，十時多抵達中環滙豐總行，到41樓 Turner Room。那不是一個房間，而是一個大廳，是為紀念滙豐大班 Michael Turner（1953-1962）而命名。走到 Turner，須從高位徐步下樓梯，眼前一見，氣勢無比，周邊都是通透的玻璃幕牆，光潔亮麗，彷彿站在滙豐巨人的肩膀上，這是專門招待貴客的地方，一名侍候員正在準備茶水及糕點。
未到十時半，鄭海泉的蹤影來了。人未見，聲先到。他從遠處說︰「Amy，好嗎？很久沒見。」我在 Turner 的另一邊，快快趨前，也要走十多步。他說：「不好意思，今天不想中斷了游水的習慣，所以推遲見面時間。」
我拿了一杯紅茶，寒喧片刻，我們走到會客的黑色沙發上，他向在場的侍候員示意，要喝雞骨草。轉過頭來向我說：「太太真好，把中國 涼茶引進滙豐，是她一大德政。」我說：「一個成功的男士，總有一個好太太在背後支撐。」我們一笑，由此展開了愉快的兩小時訪談。
上次獨家訪問鄭海泉，是六年前他在任恆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不久他便升職返回滙豐。2005年5月他出任滙豐銀行亞太區主席，原想待他上任後訪問其大 計，沒想到事與願違，延誤至今。這個獨家訪問，是鄭海泉在滙豐銀行任職33年來退休前最後的一次專訪。過去，他愛談及其恆生的成就，這次專談他一段段的歷史，好讓我們更了解這位大班不斷攀升的傳奇。
何以偏偏選中他？
九十年代初，匯豐上下不太認識鄭海泉。八十年代中，滙豐漸漸培養本地人才，陸續調派人才往海外開拓，包括王浵世到加拿大、葉迪奇到美國、梁高美懿到澳洲....栽培精英數以十計。九十年代中，滙豐四大華人天王（劉智傑、柯清輝、王浵世、葉迪奇）在業務上各領風騷，鄭海泉則當上了滙豐的執行董事。他對匯豐的業務未算立下汗馬功勞，但發揮了大使的作用，最終在芸芸好手之中跑了出線。
對於鄭海泉成滙豐亞太區主席—第一位華人大班，滙豐人總是既羨也妒，一般香港人則對他很好奇。滙豐銀行成立於1865年，至今一百四十多年，他創下了許多個第一。究竟匯豐為什麼選中他？他是怎樣上位的？只有他才具備這個能力嗎？究竟大班的生活是怎樣的？訪問中，他透露了過去鮮有談及的細節。
鄭海泉於1971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其後往紐西蘭奧克蘭大學修讀經濟學系哲學碩士學位。1978年他加入滙豐，一步步邁向前行，踏上大班的成功路。
一、在 CPU 與高手過招
滙豐集團主席浦偉士於八十年代末某一天給鄭海泉打電話，向他說：「把你調到政府去好嗎？」鄭回應說：「你能保證我回來就好。」不久，副主席 Frank Frame 問鄭拿了報告看，就讓他到中央政策組（Central Policy Unit, CPU）去。「與港督衛奕信見過一、兩次面，可能他對我有點印象。」當時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是顧汝德（Leo Goodstadt），滙豐派了鄭海泉，太古派了張永霖做顧問。「我們以社會及經濟事務作議題，毋須理會當時政府及政治，把自己的見解寫成報告，交港督、布政司及財政司參考。我們不理會政府是否接受，而是給予最佳及忠誠的意見。」
鄭說，政府高層或有參考。「有一次我的提議遭公務員反對，但政府（最高層支持）實施了一段時間。」顧汝德最近接受訪問，亦大讚鄭海泉當年的表現優秀；張永霖亦向我表示他是 個很出色的同事，當年與他隔壁相處，天天討論，很有裨益。鄭海泉很懷念在 CPU 的日子。當年兼任的顧問包括：陸恭蕙、張健利、吳靄儀、胡紅玉、李國能等，「他們都獨立思考，問到很好的問題，我對他們十分尊重，能與這些猛人一起探討，學習許多。」
二、當立法局議員反對彭督政改
鄭自嘲自己是香港回歸的末代議員，曾任立法局及行政局議員。他說，就任立法局期間（1991至1995年）並不如現在政治化，議員們不論政見大家一起齊齊玩。他憶述，當年很多議案都順利通過，最棘手的是政改方案。「當時不是考慮民主保守與否的問題，而是覺得與內地關係決裂 ，對香港很不利。內地有其困難，民主也未必要一步登天。」他續說，當時中國與英國早有議定香港政制，如果彭督推翻，他97年後可以撤離香港，但我們仍在這裡過日子，怎麼辦？鄭於1995至1997年獲委任為行政局成員，但他以行政局會議保密為由，沒有多談。
三、做港事顧問為滙豐清除誤會
回歸在即，在港親中人士對匯豐在97後的角色疑慮重重。「他們問及匯豐想怎樣？97後仍有承擔感嗎？我難得有機會向他們一一解釋。」其實，自浦偉士、John Gray、John Bond、Stephen Green 等歷屆匯控高層都已不斷向中方高層強調滙控所作的承擔。「我是向 junior level（中層及基層）為匯豐解說，而且我是匯豐唯一一個中國人可向他們傾談。」他們問：匯豐投機炒賣港元嗎？鄭說：滙豐以港元為存款基礎，怎會搞垮自己呢？又問：聯繫匯率保留嗎？鄭說：回歸已存在很多不可測性，當時港元規模小得只要10億元便可被炒至波動，一旦變動，不知帶來什麼後果，且以怎樣的外匯體制來替代呢？如沒有，那就不如維持聯繫匯率吧！他們又憂慮匯豐為港英服務別有用心，有「漢奸」之嫌；鄭說，匯豐在香港的貸款每年都上升，專心從事商業，並不是政治機構。鄭面對內地種種陰謀論的揣測，強調不要看匯豐的動機，而是看匯豐的言行，包括1987年股災匯豐拿了一筆錢來做「救生艇」，捍衛了期貨市場繼續運作。
四、任恆生 CEO 經歷最難忘
鄭海泉在滙豐任職33年來，最難忘是在恆生當 CEO（1998至2005）一役。甫上任，他面對亞洲金融風暴的爛攤子，「利率扯高至逾30厘，企業家以銀行同業拆息做借貸的都叫苦連天，我說，沒有辦法，利率是這麼高。」作為 CEO，鄭感到銀行面臨巨大的挑戰。「期間很多銀行都不願冒中國風險，我親自參與紅籌公司的業務，對一貫的客戶我都支持，請他們放心，不會中斷其借貸。」
另一役是2003年「沙士」風暴，其時當然擔心生意業務，但更擔心的是員工的安全。鄭將各部門分隔，避免一個員工中招傳染了整個部門，空氣要做好調節，前線員工要戴口罩，各項防護資源要做好，鄭與副手陸觀豪也要分隔工作。「當然我都驚慌，貸款給公司違約嗎？惟有信賴他們，他們輸得多我也會被炒魷，壓力相當大。」在鄭海泉的領導下，恆生終由數十元的股份升至一百多元，而且經歷金融海嘯而不衰。
五、當亞太區主席做外交大使
做大班忙嗎？「忙！開會、見客、看文件、與同事傾談、做決策。」但他認為，這種忙碌，沒有以前做部門主管的吃力。「當主席很多操作工夫不須做，由其他部門主管做。所以如果下面管理層夠強，給你好的建議，做主席就輕鬆。」做部門主管是實務性，要親力親為、落手落腳去做，有客人要談借貸，你就要短期做好。
鄭海泉不諱言，做亞太區主席有點像是虛位，那是大使式的工作，代表銀行與政府官員、公司高層等會晤。「說『拉關係』肉酸，但實質上為銀行向外建立良好關係，多加溝通。」鄭海泉在任內差不多都到他管轄國家進行外訪，風塵僕僕；在滙豐內部，為其默默耕耘的是
CEO Mike Smith 及其後的王冬勝。他輕鬆地說：「沒有什麼困難，運氣好，有好的同事幫忙。」儘管如此，他說自己背後仍要做不少準備工作：傳遞什麼訊息，怎樣解釋集團的看法，一旦下屬對客人幫不上忙，自己也要親自說個明白。
六、出任中國董事長感外資不易為
2007年滙豐中國有限公司成立，鄭擔任董事長；之前他在恆生擔任 CEO 時，也為恆生北上開拓跟興業銀行合作的大計。他說，中國對金融安全看得很重要，外資銀行在內地發展面臨不少挑戰。「坦白說，內地對滙豐已特別尊重，相對其他銀行在內地開分行亦快，但無論如何，都有一定的限制：要開設一間證明運作良好，才可以開第二間。」他說，內地本身發展快，優秀人才多又夠拚命，學習能力強。內地銀行服務也在改善，外資面對競爭，尤其是金融海嘯之後，壓力更大。「現在老師（外資）出事、學生（中資）無事，影響了內地對外資的信心。內地認為外資所說的風險控制也不是這麼了得，對外資印像打了問號，就不願放手給你去做。況且，內地現在都不愁資金短缺。」
鄭離任，最捨不得的是內地的人事交情，他相信滙豐中國在王冬勝及黃碧娟的領導下應有大的發展，而北京行長丁國良的表現也出色。
七、在滙控當執行董事有優勢
那天鄭大班給我的卡片仍是匯控執行董事身份，他笑言，過兩天該卡片就無效，可作歷史文物了。我問他，作為華人在滙控董事會能發揮作用嗎？他說，不要以華人或外國人來看，而是看其是否對亞洲及中國具深切的認識，而華人或許具一些優勢。「尤其是（中國）敏感事情，外國人未必充分掌握，有時得罪了他人也不知，人家只好以禮節性款待，但未必能推心置腹。華人也不用透過翻譯來對話。」他說，現在由查史美倫來接任他當董事的職位很好。「滙控董事局所需的是戰略性觀點，而不是技術上的意見。以前鄧蓮如、蘇澤光及馮國經都做過匯控董事。」在匯控集團內有十七名董事，主要來自美國、歐洲及亞洲。每年於香港或倫敦等地召開七、八次會議。他對現任匯控新任管理層感到有信心，主席范智廉 （Douglas Flint）對融資及規管都具深刻的認知，CEO 歐智華（Stuart Gulliver）在匯控任職幾十年，具備建立強大業務的歷練，能敏捷地提出戰略，定下了嚴厲且清晰的目標。
時勢做英雄？
人在高處，社會上對鄭海泉有多種看法，有認為鄭德高望重，為年輕人樹立了好榜樣。有銀行界人士則認為，鄭海泉四平八穩，在位沒有創造明顯的新里程。亦有對他一直抱嚴格的期待，鄭海泉作為亞太區主席，欠缺掌舵的氣魄，沾不上匯豐前任主席浦偉士的大將領導風采。也有意見認為，鄭海泉命好、運好，能坐上第一任華人大班的椅子。
傳統上有一句諺語「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但對於鄭海泉上位的緣由，或許倒過來先從「讀書」說起，比較合適。
首先，鄭「讀書」勤奮，出道時學歷過人，見識卓越，遂受重用。七十年代初念中大，那時大學生少之又少；及後到紐西蘭留學念碩士，當時正是罕有人才，由於英語良好，能有效與外籍高層溝通，脫穎而出。進入匯豐做分析，成功預測了1987年股災的到來；1989年又借調中央政策組，奠下了其對香港及世界政治及經濟觀察的根基，視野深遠。
其次，鄭謙和有道、誠懇待人，廣積「陰德」，種下人緣。鄭海泉認為自己並不完美，難免有人對其憎恨，只有盡力而為。無論如何，他的職責是宣揚匯豐，表現平易近人，親和力強，他無論在政界、商界、學界都人緣甚好，遂獲匯豐重用，屢攀高峰。
第三，他早年與匯豐老外交往甚篤，可能與其辦公室「風水」有關。「當年與國際經理（international manager）同一層辦公室，John Gray（及後當了滙豐亞太區董事長）就在我隔兩個房間。」鄭認為，其轉捩點是 John Gray 提拔他擔任財務主管（CFO）。當時鄭從 CPU 回來當高級經理，John Gray 向其表示他將升任該職，鄭的第一個反應不是說多謝，而是說：「你肯定我有此能力嗎？我並非會計人才。」鄭海泉早年為匯豐外籍領導層如浦偉士、John Gray 所認識，對其升職及前途具莫大作用。
第四，時來「運」到，鄭海泉在匯豐早於七十年代任職，積累深厚。香港面臨97回歸，滙豐正值需要華人向中國解說政策，由於鄭作為港事顧問，曾任立法局及行政局議員，獲中國及本港政治及經濟各界所接受，提升鄭海泉對推廣匯豐的聲譽極為有利。2000年後中國經濟起飛，滙豐及恆生也要北上開拓商機，須打好與內地關係。匯豐需要華人上位，至此自然就是鄭海泉—2005年當上亞太區主席一職。
第五，滙豐優秀人才眾多，鄭海泉「命」中注定，最後跑了出線。「我認識很多人才，自己只是『好彩』，不是客套話，因得到上面高層信任。」他說，自己也勤力，與時並進，這是必要條件；但有見識、有能力亦未必等於成功。「不做肯定沒有機會，做了不一定有機會，自己夠彩數。」
英雄難以造時勢，時勢卻造就了鄭大班。正如他最喜歡的一句︰「機會就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本文原刊於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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