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王賡武
1990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翌年，港大、中大又面臨港府實施四改三制的衝擊。
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高錕強調，不論什麼學制，學生須接受通識教育，增進本科以外的知識；而時任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則對六四有較多看法，鼓勵學生須了解問題癥結，全面認識中國，不可偏頗。
而香港科技大學當時仍未開學（1991年才成立），時任校長吳家瑋談及辦學理念，期望科大能培育在工商界領導的人才，亦希望學生敢於批評校方、港府甚至大陸的不當之處 。
王賡武談香港高等教育
本刊記者
王賡武教授出任香港大學校長已有三年多，在這段期間，港大曾提出將學制由三年改為四年制，但遭港府拒絶，港大惟有提出四年融入三年制課程的折衷方法。
89年中，北京爆發學運及六四事件，這對港人尤其是學生有著深刻的衝擊，王賡武教授作為著名中國歷史學者，加上個人的體會，如何評價六四事件？他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又有什麼看法？
下文是記者與王賡武教授訪問的內容摘要—
王教授出任港大校長已有三年多，在這段期間內，你覺得港大有哪些改善的地方或不足之處？
我想先談談港大目前所面對的最大困難，那就是學生質素的問題。香港唯一的資源就是人才，過往不少人忽視這人力資源的培訓，對教育並不重視，這對香港社會造成很大的障礙。我認為必須從兩方面入手來提高學生質素，即推行雙語（華語及英語）教育以及重視數學基礎訓練，推行雙語教育中的首要任務就是提高學生對英語的聽、講和寫的能力。香港的大學生英語程度較以前下降是大家公認的，這是由於學生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運用英語所致。例如教授以英語授課及提問，學生閱讀課本、交習作、論文或考試時才運用英文，加上惰性重，甚少以英文對答或寫報告，以致必須使用的時候卻嫌力不從心、太差勁。學生對英文所抱「可免則免」的態度實在有改善的必要。表面上看，香港的教育制度是重英（文）輕中（文），依我看，實際是重中（文）輕英（文），學生未能達到慣性使用英文的地步，更遑論使用時得心應手了。
儘管有人批評香港的中文程度每況愈下，但我卻不大擔憂這個問題，原因是廣東話（普通話）是學生母語，香港又是中國人的社會，慣性使用中文，且看我們的學生以廣東話交談、辯論、發表意見不知多靈光，雖然講和寫，尤其是廣東話寫成中文時需要修飾，以免口語化，但文字與語言的基本結構相同，我相信只要我們的學生肯花點時間，下些工夫，在寫方面的表達絕對不成問題；至於是否有文采，那是另一回事。學生若能善用雙語（運用這兩種語言），將會無往而不利。
再看數學基礎訓練，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可使我們的思維較具邏輯性，有系統及易於掌握概念，從而應用到日常生活上。
近年來，數學科不再是中學會考必須及格的科目，你如何看這個問題？
加強雙語及數學訓練
我不贊成，數學科的重要性在於教人從運算的過程中學習運用一些邏輯概念，使思想有系統，這種訓練有助於我們學習各科目或吸收新知識。因此，我認為，仗著中、英語及數學這三大工具，可說是無往而不利。
王校長，港大曾於去年公佈基礎年方案，建議把學位課程增加一年，目的是提高學生的語文程度；但港府提出統一大學的收生點為中七，港大校方不得已於今年4月，公佈把基礎年融入現行三年制的課程，並將於1991年開始實行。不過，據我所知，港大內很多學院的教授及導師仍然就港大未來學制發展的意見及三年融合課程所存在的問題寫成報告，並於12月中向校長提交意見。這說明了什麼？
我始終認為「六．六．四」是最理想的學制（六年小學、六年中學、四年大學），大學修讀四年無論如何均比只讀三年好。大學修讀期三年，時間並不充裕，要加強基礎課程（語言及通識教育）倍覺困難，而且各學院有不同的需要，在制定基礎課程時也不能謀求一致，而是因應各學院的實際需要而決定，但我認為要優先處理語言教育的問題。我相信各學院的教授或導師所提交的報告將會就各學院的實際情況而向校方進言。
研究經費嚴重不足
除了學生質素及學制的問題外，有哪些地方仍感不足？
我強調香港大學必須維持及提高其國際學術水平，要達到這一點必須要做研究。可惜，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UPGC）與工商界所給予大學的研究經費很少，而且撥作研究經費的都是以科技研究為主，文科及社會科學的研究項目受惠的更少。由於研究經費不足，致使教授進行研究時往往面對財政的困難。我很欣賞已逝世的旅居本港的英國詩人寇查（Croucher），他在港經商賺了不少錢，臨終前在遺囑上指明將其遺產的利息撥一部分予港大作科技研究費，成立了一個球槎基金會。一個外國人、一位詩人願意捐款資助科技研究，可見此人甚有眼光，要是香港能夠多些這樣的人就好了。
王校長，請你談一談港大在近年來所取得的教育成績？
可以說，這幾年間港大，其實也包括其他教育機構已經喚醒社會人士對教育的重視，特別注意人力資源的問題。校內，師生關係融洽、學生討論各種問題的機會增多、行政工作也有改善，對中六教育工作也提出意見，比方說，中英語文必須重視，注意通識教育的問題，這會影響到有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
港大學生曾於六四事件後，要求將民主女神像永久性地擺放在港大校園內，後來則不了了之，原因何在？
民主女神像放在港大校園有一個多月；不過，我以為港大是一所學術機構，若塑像與學術有關，經過申請而校內有地方可安放的，那不成問題，但若是政治行動則要詳細考慮了。
你認為安放民主女神像屬於政治行動嗎？他不是民主、自由的象徵嗎？
在六四事件前，安放民主女神像，大抵可視作民主自由的象徵；但發生六四事件後，若在該段時間擺放民主女神像，則會被視作政治行動，用大學的名義去讓學生作政治行動的工作，那就不大好了。
我知道王校長曾於1947年參加南京學運；在四十二年後，你的學生聲援北京學運，但北京學生卻被軍隊鎮壓，發生六四天安門廣場事件，校長可否以過來人的經驗談談如何平復學生的情緒？
學生有反應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中國發生運動的也是學生，所以，必然會影響香港學生的思想。這是很自然及應該做的事；但這與我在南京時參與學運有不同，我當時身處中國，對中國的實際情況也較了解，容易受到感動作出回應。
學生須了解中國問題癥結
如果香港現階段屬於中國境內，香港學生支持學運的反應顯得更加自然，理由是制度問題。中國對香港這個未來特別行政區將會採用一國兩制，屬於長久的關係，這是兩個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制度。要了解這不同的制度，必須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入手。我認為學生經過這件事（六四事件）後，要了解問題的複雜性，學生更需要關心世界、認識中國。學生在求學期間所學習的不僅限於課本或自己本科的知識，最重要的還是要多了解，多關心中國，而在關心及了解中國之餘，也要考慮不同制度下所衍生的影響。我並非討論是非對錯的問題，而是應該注意矛盾。
你覺得六四事件中，中國及香港學生可汲取什麼教訓？
中國學生方面，我不敢說，因為我對他們的情況並不十分了解。但香港學生經歷這個重要的歷史過程，一生難忘，雖然不一定是痛苦或付出太大的代價，但無可否認，這種經驗對所有香港人，尤其是學生是非常深刻的。在學習的過程中，無疑是愈痛苦愈深刻。學生不應以為中國問題就是「天安門廣場問題」，應該全面認識中國，包括經濟、人口、教育及社會問題。我目前最擔心的就是中國經濟發展會停頓或者倒退。我希望中國人能夠本著刻苦耐勞的精神，開創將來。偌大的中國，要顧及的問題太多，必須全面認識中國，了解問題的癥結，不可偏頗。
王校長似乎經歷過很多「憂患」，例如1947年經歷南京學生運動、1967年在馬來西亞經歷政局動盪不安而參與政黨、1968年赴澳洲面對當地的「白澳政策」、1989年6月4日中國發生天安門廣場事件，對香港造成頗大的衝擊，這一連串事件帶給王校長什麼？
與我同年紀的中國人均經歷很多憂患，如中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我畢竟比在中國長大的人生活過得舒適。我分別在四個國家生活 ，體驗也較深刻。1967年，我在馬來西亞大學任歷史系教授，當時政局動盪不安，我的好友陳志勤醫生原本屬於工黨，但卻不滿工黨的政策，於是與其他政治組織合作，並與現任檳城州長官林蒼佑成立「民政黨」，當時他倆力邀我加入，我覺得他們所作的對馬來西亞是有正面的意義，但我事前已答允於1968年赴澳洲任教，於是僅支持他倆而非參加「民政黨」。一年後，我便離開馬來西亞到澳洲，當時已沒有所謂的「白澳政策」了，否則當地人也不會請我去教授中國歷史了。
經濟政策欠靈活政治問題重重
王校長是著名的中國史學家，你對中國的發展有什麼寄望？
每個中國人都希望中國好。這幾十年，中國辛苦經營，確實有很多進步。這是一個從十九世紀封建社會中解脫出來，經歷七、八十年的改革（自1911年革命至今）改進不少，但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翻閱全球人類的歷史，並沒有一個國家和中國一樣有著這廣闊的土地、龐大的人口，有改革經驗可依據或且有解決的方法可供參考。我相信中國的領袖，如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及鄧小平等均希望中國改革，當中有喜有悲。1949年，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是很大的成就，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不管對這政權贊成與否，但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演變。但到毛澤東晚年，發生文化大革命，卻是慘痛的教訓。及至今年，發生六四事件，這反映著中國制度出了問題，中國老人仍存有濃厚的皇權思想，以為單靠一個人便可解決問題，加上共產黨在立國初期全盤蘇俄化，全盤照搬，結果產生很多流弊。
1978年，鄧小平銳意改革，用新的方法來改善各種制度上的問題，使中國的經濟面貌出現很大的變化。依我看，天安門廣場事件其實是由於這兩年經濟政策不靈活，出現通貨膨脹劇增、官倒、貪污的問題，學生及市民普遍不滿，使政治問題更加尖銳。反觀1986年及1988年，經濟順利發展，政治問題不會這麼多，所以，中國必須先弄好經濟問題，中國經濟不健全，會出亂子；中國經濟健全，發展正常，中國便和平，對世界局勢有穩定的作用。
（本文原刊於1990年1月）
吳家瑋談創辦科技大學的理想
本刊記者
踏入九十年代，香港將會有一所嶄新的大學誕生 — 香港科技大學。這所第三間大學將於今年聯同其他五間高等學府聯合招生，預計於1991 年10月開課。這所大學除了配合港府擴展的高等教育政策外，他將會具有什麼特色？在本港人才外流、求才若渴的情況，這所大學在招聘教授時會否遭遇困難？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接受本刊記者訪問時暢談九十年代辦大學要注意的問題，以及科大將會以怎樣的態度來迎接1997年，以下是這次訪問內容的摘要。
吳校長是如何構思創辦科技大學？
我是科技大學的創辦人之一。說到如何創辦科大，我想談談辦這所大學的宗旨，科技大學是為香港及鄰近地區的經濟發展而作貢獻。他不是訓練技工，而是培訓可在工商界取得領導地位的人士；不一定訓練老闆，而是培訓在管理方面有特殊技能的人。
有沒有以別的大學作創辦科大的模式？
並沒有特定一間大學作參考模式，但科大籌委會認為美國大學的制度較完善，所以，科大難免受其影響，尤其是受到美國西岸大學通識教育的影響。
港府已接納教育統籌委員會報告書的意見，並決定大學三年制，相信科大也不例外；但美國大學卻屬於四年制，科大如何在三年制的大前提下，既參考美國大學學制，又兼顧通識教育？
以通識教育為基礎
學問是多維 — 多方面的。學習或掌握一門學問可能需要一生一世，大學修讀期間三年或四年分別不大，我認為高等教育最重要是指導學生如何自學、獨立思考，把握學習的機會。通識教育是一個基礎，他有助於我們去認識不同的學科。我以物理系的學生為例，他在大學內修讀11科與物理學有關的課程，即使再增修多一科，對他在物理學方面的知識增進反不如他將修讀經濟科的得益為多，既然如此，科大會要求學生修讀頗多（比中大為多）的通識教育課程。其實，學生愈認識得多不同的學科，其知識愈豐富，頭腦亦愈靈活。儘管科大屬三年制，但我預料大學四年制將會是國際大氣候，英國稍後也會改變其學制，也許，屆時香港也會推行大學四年制也說不定，但現階段教統會拍板決定大學三年制，科大惟有跟隨。
科大的教學語言傾向於中文還是英文？
科大籌委會決定以英文為教學語言。我離開香港33年，至1988年才返港，發覺香港人的英文程度還過得去，但中文程度卻很差勁，我擔心中文程度的低落比英文還要嚴重。
我離港前，在香港培正中學畢業，可以說中文只具有中學程度，但此刻還要修改一些公文的中文字眼。有見及此和鑑於社會的需要，我校將設語言中心，希望學生能善用這個語言中心的設備，提高語文能力。我個人認為，除了中英語文的表達能力要強之外，還要多學第三種語文，比方說，日文及西班牙文。
大學將重語文訓練
你提議學生選讀日文較易理解，這是由於日本是經濟強國；但選讀西班牙文又是什麼原因？
我個人認為，香港的貿易市場不應僅限於日本、美國及歐洲，應看遠一點如南美洲等國家。南美洲最通行的語文是西班牙文，西班牙文又是西方語文最易學懂的，他的文法及串法也比英文易學。學生若能多掌握外語，對他的事業有很大的幫助。
吳校長，可否談餤科大將會開設什麼學系？有沒有一些學系是目前兩間大學所欠缺的？
科大共分理、工、商三大學院，其選修及必修科與兩間大學相若，這三個學院都只收準大學生；此外，科大設立通識教育中心，該中心不設學士課程，而設碩士及博士課程，歡迎兩所大學及科大的畢業生修讀。我們特設通識教育中心的最大目的是鼓勵更多大學畢業生作研究生，培訓本地高等學府師資及研究專才。科大教董會有意將研究生與大學生的比例訂為3:10，但政府獲准研究生的比例為20%，而港大及中大研究生的比例約10至12%。
你標榜科大為一間研究性大學，這與中大及港大有什麼分別？
科大為一研究性大學
我曾經與中大及港大的教授及學生閒談，發覺他們均屬於教學大學（Teaching University），而非研究性大學（Institution University）。兩者最大的分別就是前者以教學為主，後者以研究為主。如何界別一所大學是屬於教學還是研究性大學？這可從其研究經費（Research Funding）來衡量，例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每年獲近4億美元的研究經費，反觀中大港大每年所獲的研究經費遠遠低於這數目。科大現時仍未獲悉實際所獲的研究經費若干，但相信透過呼籲私人機構捐款，可達到成為研究大學的目標。
目前，香港賽馬會答允撥1.3億元予科大作「生物技術研究中心」，香港電訊公司則撥款1億元成立「香港電訊發展資訊技術研究中心」，至於其他私人機構的資助計劃仍在商談階段 ，待成為事實後，便會向外界公佈。
構思中，有若干個研究項目需要外界贊助？
例如高級材料研究所，該研究所屬下有三個實驗室，包括電子材料、化學材料及建築材料等研究項目，也是眾多研究所中所需經費最多，這是因為研究電子、化學及建築等材料涉及的實驗、儀器設備較昂貴。其他如能源研究所、環保、交通運輸、微型電子、科學計算、軟件工程、製造及技術管理、商業、金融、企業策略、國際貿易及地理資訊環保研究所等。當然，該等研究所能否成立仍視乎有若干經費而定，也許兩、三個研究所將會合而為一。
捐助用作研究及建築費
私人機構的捐款除了用作研究經費外，會否作其他用途？
有部分會用作為建築物的經費，科大的建築工程費用達20億元，所有建築費由港府及香港賽馬會資助。現得悉政府撥款4億元，賽馬會則負責餘下的16億元建築費。我們希望科大學生中有50%可入住學生宿舍，但政府只答允讓30%的學生入住宿舍；至於其他如網球場、游泳池及圖書館等設備，政府所撥的經費與我們 的要求相差甚遠，所以，也希望獲私人機構捐助。此外，我們現聘請的院長、系主任及教授均屬一流，但礙於經費問題，科大未必能夠給予相當於其目前任教大學的薪酬，這也希望可從有關捐助中撥部分作津貼。
在招聘教授時，有沒有遭遇困難？
招聘教授有沒有困難，這要視乎招聘的條件及標準來說。1988年，我們曾刊登招聘教授廣告，有1,200封申請信，但卻沒有合意的，我們惟有採用學術網絡（Academic Network）的方法來聘用教授。美國有一個學術網絡，其中包括百多位知名的教授，加上我曾在美國參加不少華人活動，如華裔生化學系（有千多名教授為會員），我從上述兩個組織中打聽哪些教授有興趣來港任教，再按其學歷、地位而進行遊說工作。我與理學院院長錢致榕教授於1988年12月赴美國，先後到過12個城市，再於1989年3月赴美，6日內到9個城市，邀請當地知名教授到科大任教。我可以聘請工學院院長為例，由展開遊說工作至成事期間的18個月，我不但與他本人談話，也探訪他的辦公室及家庭，從各環節來了解他的為人、學養及學術地位。最後，他的太太也答應當科大圖書館館長。反觀中大港大多以刊登聘請廣告方式招請教授，這對 一些有意找新工作的人較有用，至於任教於知名大學的教授則甚少翻閱刊登於報章的招聘廣告，這與我們招聘教授的方法有很大分別；不過，這方式僅限於招請教授或教授級以上，講師則不能用這方法招聘了。當然，我們是替科大找首任院長、系主任及教授，有較多時間尋找國際一流的師資，而港大及中大歷史悠久，即使有教授退休或空缺，也僅限於小數，用不著像我們花這麼多時間及精力。
招聘教授未受「六四」影響
你是怎樣遊說蜚聲國際的教授當科大的首任教授？已於較早時答應出任科大教授的有沒有受六四事件而改變初衷，打消到港任教的念頭？
至今已有11位教授答應到科大任教。他們絕大多數屬華裔。我游說他們到港任教時，向他們講述香港的實際情況，以及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尤其是1997年後，香港的主權會回歸中國，他們大多數表示對香港及中國有信心。自從發生六四事件後，我再與他們聯絡，已答允出任科大教授的不但沒有軟化，反而更堅強，表示會履行承諾。個別院長及系主任並開始設計教學及課程的工作，所以，校方會給予他們相當於兼職顧問的費用，我並會密切與他們保持聯繫。
科大將會以怎樣的態度來迎接1997年？
我們會以開明的態度鼓勵學生作學術性的研究工作，從而造福香港及為中國作貢獻。我希望學生在校內所辦的報紙及刊物，暢所欲言，敢於批評校方、港府甚至大陸的不當之處、不正之風。猶記得70年前的五四運動，已提出德先生—民主（Demoracy）及賽先生—科學（Science），看來，今日的學生還要繼續爭取民主與科學。學生儘管在批評校方或政府的決策可能有不當之處，但錯了勇於改正，這是學習的方式之一，也是民主社會可以接受的。民主不是免費，是要付出代價，真理則是愈辯愈明的。我們必須保持學術的自由及科學化。
自六四事件後，中國大陸對教育政策也收緊，倘若將來科大也遭遇同一樣命運，科大如何解決？
自由民主是世界大氣候，氣候是自然規律，沒有人可以違背。他們有很多東西須要學習，我們要持堅定的立場，學生也要具有充分的自由民主，在一國兩制下，不堅持這點，香港會成為另一個成都、重慶；中國有很多大城市，多一個並不重要，鄧小平最近也說過，希望國內有多幾個香港。
你對科大的學生有什麼期望？
個人方面，需要有廣泛的興趣，吸收各國知識，也要鍛煉好體格，以便身心靈活。
對社會方面，要培養對社會的歸屬感，發揮本土氣息，重視鄉土觀念，否則人才外流情況更加嚴重。
（本文原刊於1990年1月）
中文大學面對的挑戰與回應
訪中大校長高錕教授
本刊記者
邁向九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學面臨學制更改的衝擊。中大一貫堅持大學四年制，但港府堅決實施四改三制，此舉是否成為中大今後在教育政策上首要考慮的因素？面對人才外流，中文大學如何培訓本地人才、建設社會？
本刊記者特此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高錕，請他談一談中文大學在新的一年以及繼後的九十年代，有什麼規劃和發展方針。以下是訪問的內容摘要。
高校長，邁向九十年代，中文大學將會怎樣制定其教育政策及方針？
在制定九十年代教育政策的同時，我們會考慮這幾個問題—一、培訓人才；二、提高學生質素；三、採用靈活的學分制；四、配合社會發展。
培訓人才在今日而言，除了是為社會提供各類專業人才外，也有針對人才外流的意味，可否談談如何培訓人才及補救人才的流失？
人才外流問題確實已到嚴重的階段，社會上很多重要的職位都出現「上承下接」的問題，尤以中層管理人才最甚。人才流失等於損失香港的主要資源，「資源」損失惟有採取補救辦法，那就是培養新的人才去填補，所以，當港府宣布增加大學學額（90年學額約7,000個，到1995年將增至67,000個），大學將責無旁貸的承擔這責任。
人才培訓當務之急
我認為培訓人才可從兩個方面入手—一、加強認識香港的重要性，例如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負起發展香港的使命；二、提供機會和重建信心，大學要達到這個目的，先要提高教學水準，擴闊學生的知識眼界及經驗。此外，我們要與社會的步伐相配合，資訊是日新又新的。大學內，老師須要教學相長，一方面做研究，另一方面指導學生，這可使教學全面化，才能訓練出一流的人才。這些經過訓練的人才部分投身於社會作貢獻，部分留下來作研究，教育新一代，這種良性循環，不停的補足才是一個既長線而又實事求是培訓人才的方法。所以，我們在設計九十年代的教育政策將會側重於有彈性的教育設施及靈活的學制。
你認為在增加學額的同時，如何兼顧提高學生質素？
我想透過學校、學生及老師三方面的努力才可 達此目標。先說學生方面，學生須要在中學時掌握中、英語文的基礎，若其中英語文程度好的話，中大會豁免他們修中、英文科，屆時，他們便可多修讀其他的學科了；學生除了專注讀本科外，還要多關心社會，這使得課本上的知識可以活用於日常生活上。老師方面，須要採用思想性的教育方法，不可側重背誦，而是指導學生如何獨立思考，具有分析的能力；學校方面，中大會提高研究生的比例，過往研究生佔全校學生總人數12%，現在希望會增至15%，到九十年代末期，若達致20%則可算是頗理想的了。此外，中大也會加強與海外大學的聯繫及交流。
高校長，中大一向堅持四年制，但港府卻接納教統報告書的建議，決定大學學制為三年，中大如何在這問題上解決其間的矛盾？
學分制解決學制矛盾
我們會採取較靈活的教育政策，這也是九十年代中大在教育上的一項特色，就是採取彈性的學分制。構思中，這種學分制將於91年實施，屆時的中七畢業生入讀中大，只須修滿108個學分，成績及格或以上便可畢業了。
這種學分制與目前的有什麼不同，好處何在？
目前中大所收取的大多是中六畢業生，他們須要修讀128個學分；在彈性的學分制下學生每年修讀36個學分，3年合共108個學分，這可以減少考試的壓力及為學分而讀書的弊病。
這彈性學分制似乎是為了配合政府的教育方針而設計的。例如港府統一大學的收生點為中七以及大學學制為三年制均包容在這彈性學分制內。
這可以說是避過中大與港府就學制分歧的問題。不過，中大仍堅持學生除了修讀本科外，還要接受通識教育，以及多選擇別的科目。說得具體一點，學生不應規限於尋求主修科的知識，也要多修讀與本科以外的科目，例如新聞系的學生多讀商學、心理學、社會科學。總括來說，在未來的香港社會，尤其是專上教育機構，所積極要做的是訓練新一代，發展人才資源和資訊交流以增加聯繫。
你剛才提到資訊交流，使我想到去年港府發牌照予一間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他們所提出鋪設光纖網絡也可以大大助長數據傳達、資訊流通。高校長是這方面的專才，可否談談光纖網絡對香港的重要性？
資訊發達對香港社會經濟發展有密切的關係，這可以確保香港的國際地位。香港素以資訊發達見稱，倘若增加利用光纖網絡，將可進一步使香港成為國際通訊中心，既可接收，也可傳送，成為全世界最好的資訊中心。這是由於香港有其特殊的優點，比方說地方小，消息容易集中，對外通訊方便，發布消息快捷，不但有助於財經及金融界本地與海外的聯繫，也提高運作效率；工廠方面也由於資訊靈通，掌握市場路向，從而增加生產能力。
可否談談這種網絡如何應用到教育方面？
資訊網絡可用於教學
最明顯的就是公開進修學院方面。公開進修學院很倚重視聽教材、資料庫。處理學生的人數、註冊、計算積分也可借助這系統而達致同樣適用於其他三間大學。比方說，一個新聞系學生，看一套有關指導如何採訪的錄影帶，在收看時發覺有些問題想即時解決，那怎麼辦？ 他可以透過熒光幕按選擇掣輸入要問的問題，倘若有教授在接收到這個訊息，又或者是其他有經驗的人士願意解答這問題時，便在自己的辦公室內傳達答案，如此一來一往的傳送過程，既可為學生即時解答問題，教授也可了解學生的進度。當然，我並不是說，將來可以這種方法來取代在課室授課的傳統，事實上，教授與學生面對面的溝通是既親切而且必須的；我是說，這不失為一種學習的方法，而且也頗靈活及有趣味性。再說，辦報紙也可利用這種網絡印刷報章，以促進通訊及印刷事業的發達。
再者，香港的地位與其面積不成正比，但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是人力資源及地理環境所達致的。因此，九十年代的高等教育學府，必須朝著培訓人才及促進香港的繁榮而努力。
（本文原刊於1990年1月）
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高錕強調，不論什麼學制，學生須接受通識教育，增進本科以外的知識；而時任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則對六四有較多看法，鼓勵學生須了解問題癥結，全面認識中國，不可偏頗。
而香港科技大學當時仍未開學（1991年才成立），時任校長吳家瑋談及辦學理念，期望科大能培育在工商界領導的人才，亦希望學生敢於批評校方、港府甚至大陸的不當之處 。
王賡武談香港高等教育
本刊記者
王賡武教授出任香港大學校長已有三年多，在這段期間，港大曾提出將學制由三年改為四年制，但遭港府拒絶，港大惟有提出四年融入三年制課程的折衷方法。
89年中，北京爆發學運及六四事件，這對港人尤其是學生有著深刻的衝擊，王賡武教授作為著名中國歷史學者，加上個人的體會，如何評價六四事件？他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又有什麼看法？
下文是記者與王賡武教授訪問的內容摘要—
王教授出任港大校長已有三年多，在這段期間內，你覺得港大有哪些改善的地方或不足之處？
我想先談談港大目前所面對的最大困難，那就是學生質素的問題。香港唯一的資源就是人才，過往不少人忽視這人力資源的培訓，對教育並不重視，這對香港社會造成很大的障礙。我認為必須從兩方面入手來提高學生質素，即推行雙語（華語及英語）教育以及重視數學基礎訓練，推行雙語教育中的首要任務就是提高學生對英語的聽、講和寫的能力。香港的大學生英語程度較以前下降是大家公認的，這是由於學生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運用英語所致。例如教授以英語授課及提問，學生閱讀課本、交習作、論文或考試時才運用英文，加上惰性重，甚少以英文對答或寫報告，以致必須使用的時候卻嫌力不從心、太差勁。學生對英文所抱「可免則免」的態度實在有改善的必要。表面上看，香港的教育制度是重英（文）輕中（文），依我看，實際是重中（文）輕英（文），學生未能達到慣性使用英文的地步，更遑論使用時得心應手了。
儘管有人批評香港的中文程度每況愈下，但我卻不大擔憂這個問題，原因是廣東話（普通話）是學生母語，香港又是中國人的社會，慣性使用中文，且看我們的學生以廣東話交談、辯論、發表意見不知多靈光，雖然講和寫，尤其是廣東話寫成中文時需要修飾，以免口語化，但文字與語言的基本結構相同，我相信只要我們的學生肯花點時間，下些工夫，在寫方面的表達絕對不成問題；至於是否有文采，那是另一回事。學生若能善用雙語（運用這兩種語言），將會無往而不利。
再看數學基礎訓練，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可使我們的思維較具邏輯性，有系統及易於掌握概念，從而應用到日常生活上。
近年來，數學科不再是中學會考必須及格的科目，你如何看這個問題？
加強雙語及數學訓練
我不贊成，數學科的重要性在於教人從運算的過程中學習運用一些邏輯概念，使思想有系統，這種訓練有助於我們學習各科目或吸收新知識。因此，我認為，仗著中、英語及數學這三大工具，可說是無往而不利。
王校長，港大曾於去年公佈基礎年方案，建議把學位課程增加一年，目的是提高學生的語文程度；但港府提出統一大學的收生點為中七，港大校方不得已於今年4月，公佈把基礎年融入現行三年制的課程，並將於1991年開始實行。不過，據我所知，港大內很多學院的教授及導師仍然就港大未來學制發展的意見及三年融合課程所存在的問題寫成報告，並於12月中向校長提交意見。這說明了什麼？
我始終認為「六．六．四」是最理想的學制（六年小學、六年中學、四年大學），大學修讀四年無論如何均比只讀三年好。大學修讀期三年，時間並不充裕，要加強基礎課程（語言及通識教育）倍覺困難，而且各學院有不同的需要，在制定基礎課程時也不能謀求一致，而是因應各學院的實際需要而決定，但我認為要優先處理語言教育的問題。我相信各學院的教授或導師所提交的報告將會就各學院的實際情況而向校方進言。
研究經費嚴重不足
除了學生質素及學制的問題外，有哪些地方仍感不足？
我強調香港大學必須維持及提高其國際學術水平，要達到這一點必須要做研究。可惜，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UPGC）與工商界所給予大學的研究經費很少，而且撥作研究經費的都是以科技研究為主，文科及社會科學的研究項目受惠的更少。由於研究經費不足，致使教授進行研究時往往面對財政的困難。我很欣賞已逝世的旅居本港的英國詩人寇查（Croucher），他在港經商賺了不少錢，臨終前在遺囑上指明將其遺產的利息撥一部分予港大作科技研究費，成立了一個球槎基金會。一個外國人、一位詩人願意捐款資助科技研究，可見此人甚有眼光，要是香港能夠多些這樣的人就好了。
王校長，請你談一談港大在近年來所取得的教育成績？
可以說，這幾年間港大，其實也包括其他教育機構已經喚醒社會人士對教育的重視，特別注意人力資源的問題。校內，師生關係融洽、學生討論各種問題的機會增多、行政工作也有改善，對中六教育工作也提出意見，比方說，中英語文必須重視，注意通識教育的問題，這會影響到有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
港大學生曾於六四事件後，要求將民主女神像永久性地擺放在港大校園內，後來則不了了之，原因何在？
民主女神像放在港大校園有一個多月；不過，我以為港大是一所學術機構，若塑像與學術有關，經過申請而校內有地方可安放的，那不成問題，但若是政治行動則要詳細考慮了。
你認為安放民主女神像屬於政治行動嗎？他不是民主、自由的象徵嗎？
在六四事件前，安放民主女神像，大抵可視作民主自由的象徵；但發生六四事件後，若在該段時間擺放民主女神像，則會被視作政治行動，用大學的名義去讓學生作政治行動的工作，那就不大好了。
我知道王校長曾於1947年參加南京學運；在四十二年後，你的學生聲援北京學運，但北京學生卻被軍隊鎮壓，發生六四天安門廣場事件，校長可否以過來人的經驗談談如何平復學生的情緒？
學生有反應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中國發生運動的也是學生，所以，必然會影響香港學生的思想。這是很自然及應該做的事；但這與我在南京時參與學運有不同，我當時身處中國，對中國的實際情況也較了解，容易受到感動作出回應。
學生須了解中國問題癥結
如果香港現階段屬於中國境內，香港學生支持學運的反應顯得更加自然，理由是制度問題。中國對香港這個未來特別行政區將會採用一國兩制，屬於長久的關係，這是兩個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制度。要了解這不同的制度，必須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入手。我認為學生經過這件事（六四事件）後，要了解問題的複雜性，學生更需要關心世界、認識中國。學生在求學期間所學習的不僅限於課本或自己本科的知識，最重要的還是要多了解，多關心中國，而在關心及了解中國之餘，也要考慮不同制度下所衍生的影響。我並非討論是非對錯的問題，而是應該注意矛盾。
你覺得六四事件中，中國及香港學生可汲取什麼教訓？
中國學生方面，我不敢說，因為我對他們的情況並不十分了解。但香港學生經歷這個重要的歷史過程，一生難忘，雖然不一定是痛苦或付出太大的代價，但無可否認，這種經驗對所有香港人，尤其是學生是非常深刻的。在學習的過程中，無疑是愈痛苦愈深刻。學生不應以為中國問題就是「天安門廣場問題」，應該全面認識中國，包括經濟、人口、教育及社會問題。我目前最擔心的就是中國經濟發展會停頓或者倒退。我希望中國人能夠本著刻苦耐勞的精神，開創將來。偌大的中國，要顧及的問題太多，必須全面認識中國，了解問題的癥結，不可偏頗。
王校長似乎經歷過很多「憂患」，例如1947年經歷南京學生運動、1967年在馬來西亞經歷政局動盪不安而參與政黨、1968年赴澳洲面對當地的「白澳政策」、1989年6月4日中國發生天安門廣場事件，對香港造成頗大的衝擊，這一連串事件帶給王校長什麼？
與我同年紀的中國人均經歷很多憂患，如中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我畢竟比在中國長大的人生活過得舒適。我分別在四個國家生活 ，體驗也較深刻。1967年，我在馬來西亞大學任歷史系教授，當時政局動盪不安，我的好友陳志勤醫生原本屬於工黨，但卻不滿工黨的政策，於是與其他政治組織合作，並與現任檳城州長官林蒼佑成立「民政黨」，當時他倆力邀我加入，我覺得他們所作的對馬來西亞是有正面的意義，但我事前已答允於1968年赴澳洲任教，於是僅支持他倆而非參加「民政黨」。一年後，我便離開馬來西亞到澳洲，當時已沒有所謂的「白澳政策」了，否則當地人也不會請我去教授中國歷史了。
經濟政策欠靈活政治問題重重
王校長是著名的中國史學家，你對中國的發展有什麼寄望？
每個中國人都希望中國好。這幾十年，中國辛苦經營，確實有很多進步。這是一個從十九世紀封建社會中解脫出來，經歷七、八十年的改革（自1911年革命至今）改進不少，但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翻閱全球人類的歷史，並沒有一個國家和中國一樣有著這廣闊的土地、龐大的人口，有改革經驗可依據或且有解決的方法可供參考。我相信中國的領袖，如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及鄧小平等均希望中國改革，當中有喜有悲。1949年，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是很大的成就，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不管對這政權贊成與否，但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演變。但到毛澤東晚年，發生文化大革命，卻是慘痛的教訓。及至今年，發生六四事件，這反映著中國制度出了問題，中國老人仍存有濃厚的皇權思想，以為單靠一個人便可解決問題，加上共產黨在立國初期全盤蘇俄化，全盤照搬，結果產生很多流弊。
1978年，鄧小平銳意改革，用新的方法來改善各種制度上的問題，使中國的經濟面貌出現很大的變化。依我看，天安門廣場事件其實是由於這兩年經濟政策不靈活，出現通貨膨脹劇增、官倒、貪污的問題，學生及市民普遍不滿，使政治問題更加尖銳。反觀1986年及1988年，經濟順利發展，政治問題不會這麼多，所以，中國必須先弄好經濟問題，中國經濟不健全，會出亂子；中國經濟健全，發展正常，中國便和平，對世界局勢有穩定的作用。
（本文原刊於1990年1月）
吳家瑋談創辦科技大學的理想
本刊記者
踏入九十年代，香港將會有一所嶄新的大學誕生 — 香港科技大學。這所第三間大學將於今年聯同其他五間高等學府聯合招生，預計於1991 年10月開課。這所大學除了配合港府擴展的高等教育政策外，他將會具有什麼特色？在本港人才外流、求才若渴的情況，這所大學在招聘教授時會否遭遇困難？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接受本刊記者訪問時暢談九十年代辦大學要注意的問題，以及科大將會以怎樣的態度來迎接1997年，以下是這次訪問內容的摘要。
吳校長是如何構思創辦科技大學？
我是科技大學的創辦人之一。說到如何創辦科大，我想談談辦這所大學的宗旨，科技大學是為香港及鄰近地區的經濟發展而作貢獻。他不是訓練技工，而是培訓可在工商界取得領導地位的人士；不一定訓練老闆，而是培訓在管理方面有特殊技能的人。
有沒有以別的大學作創辦科大的模式？
並沒有特定一間大學作參考模式，但科大籌委會認為美國大學的制度較完善，所以，科大難免受其影響，尤其是受到美國西岸大學通識教育的影響。
港府已接納教育統籌委員會報告書的意見，並決定大學三年制，相信科大也不例外；但美國大學卻屬於四年制，科大如何在三年制的大前提下，既參考美國大學學制，又兼顧通識教育？
以通識教育為基礎
學問是多維 — 多方面的。學習或掌握一門學問可能需要一生一世，大學修讀期間三年或四年分別不大，我認為高等教育最重要是指導學生如何自學、獨立思考，把握學習的機會。通識教育是一個基礎，他有助於我們去認識不同的學科。我以物理系的學生為例，他在大學內修讀11科與物理學有關的課程，即使再增修多一科，對他在物理學方面的知識增進反不如他將修讀經濟科的得益為多，既然如此，科大會要求學生修讀頗多（比中大為多）的通識教育課程。其實，學生愈認識得多不同的學科，其知識愈豐富，頭腦亦愈靈活。儘管科大屬三年制，但我預料大學四年制將會是國際大氣候，英國稍後也會改變其學制，也許，屆時香港也會推行大學四年制也說不定，但現階段教統會拍板決定大學三年制，科大惟有跟隨。
科大的教學語言傾向於中文還是英文？
科大籌委會決定以英文為教學語言。我離開香港33年，至1988年才返港，發覺香港人的英文程度還過得去，但中文程度卻很差勁，我擔心中文程度的低落比英文還要嚴重。
我離港前，在香港培正中學畢業，可以說中文只具有中學程度，但此刻還要修改一些公文的中文字眼。有見及此和鑑於社會的需要，我校將設語言中心，希望學生能善用這個語言中心的設備，提高語文能力。我個人認為，除了中英語文的表達能力要強之外，還要多學第三種語文，比方說，日文及西班牙文。
大學將重語文訓練
你提議學生選讀日文較易理解，這是由於日本是經濟強國；但選讀西班牙文又是什麼原因？
我個人認為，香港的貿易市場不應僅限於日本、美國及歐洲，應看遠一點如南美洲等國家。南美洲最通行的語文是西班牙文，西班牙文又是西方語文最易學懂的，他的文法及串法也比英文易學。學生若能多掌握外語，對他的事業有很大的幫助。
吳校長，可否談餤科大將會開設什麼學系？有沒有一些學系是目前兩間大學所欠缺的？
科大共分理、工、商三大學院，其選修及必修科與兩間大學相若，這三個學院都只收準大學生；此外，科大設立通識教育中心，該中心不設學士課程，而設碩士及博士課程，歡迎兩所大學及科大的畢業生修讀。我們特設通識教育中心的最大目的是鼓勵更多大學畢業生作研究生，培訓本地高等學府師資及研究專才。科大教董會有意將研究生與大學生的比例訂為3:10，但政府獲准研究生的比例為20%，而港大及中大研究生的比例約10至12%。
你標榜科大為一間研究性大學，這與中大及港大有什麼分別？
科大為一研究性大學
我曾經與中大及港大的教授及學生閒談，發覺他們均屬於教學大學（Teaching University），而非研究性大學（Institution University）。兩者最大的分別就是前者以教學為主，後者以研究為主。如何界別一所大學是屬於教學還是研究性大學？這可從其研究經費（Research Funding）來衡量，例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每年獲近4億美元的研究經費，反觀中大港大每年所獲的研究經費遠遠低於這數目。科大現時仍未獲悉實際所獲的研究經費若干，但相信透過呼籲私人機構捐款，可達到成為研究大學的目標。
目前，香港賽馬會答允撥1.3億元予科大作「生物技術研究中心」，香港電訊公司則撥款1億元成立「香港電訊發展資訊技術研究中心」，至於其他私人機構的資助計劃仍在商談階段 ，待成為事實後，便會向外界公佈。
構思中，有若干個研究項目需要外界贊助？
例如高級材料研究所，該研究所屬下有三個實驗室，包括電子材料、化學材料及建築材料等研究項目，也是眾多研究所中所需經費最多，這是因為研究電子、化學及建築等材料涉及的實驗、儀器設備較昂貴。其他如能源研究所、環保、交通運輸、微型電子、科學計算、軟件工程、製造及技術管理、商業、金融、企業策略、國際貿易及地理資訊環保研究所等。當然，該等研究所能否成立仍視乎有若干經費而定，也許兩、三個研究所將會合而為一。
捐助用作研究及建築費
私人機構的捐款除了用作研究經費外，會否作其他用途？
有部分會用作為建築物的經費，科大的建築工程費用達20億元，所有建築費由港府及香港賽馬會資助。現得悉政府撥款4億元，賽馬會則負責餘下的16億元建築費。我們希望科大學生中有50%可入住學生宿舍，但政府只答允讓30%的學生入住宿舍；至於其他如網球場、游泳池及圖書館等設備，政府所撥的經費與我們 的要求相差甚遠，所以，也希望獲私人機構捐助。此外，我們現聘請的院長、系主任及教授均屬一流，但礙於經費問題，科大未必能夠給予相當於其目前任教大學的薪酬，這也希望可從有關捐助中撥部分作津貼。
在招聘教授時，有沒有遭遇困難？
招聘教授有沒有困難，這要視乎招聘的條件及標準來說。1988年，我們曾刊登招聘教授廣告，有1,200封申請信，但卻沒有合意的，我們惟有採用學術網絡（Academic Network）的方法來聘用教授。美國有一個學術網絡，其中包括百多位知名的教授，加上我曾在美國參加不少華人活動，如華裔生化學系（有千多名教授為會員），我從上述兩個組織中打聽哪些教授有興趣來港任教，再按其學歷、地位而進行遊說工作。我與理學院院長錢致榕教授於1988年12月赴美國，先後到過12個城市，再於1989年3月赴美，6日內到9個城市，邀請當地知名教授到科大任教。我可以聘請工學院院長為例，由展開遊說工作至成事期間的18個月，我不但與他本人談話，也探訪他的辦公室及家庭，從各環節來了解他的為人、學養及學術地位。最後，他的太太也答應當科大圖書館館長。反觀中大港大多以刊登聘請廣告方式招請教授，這對 一些有意找新工作的人較有用，至於任教於知名大學的教授則甚少翻閱刊登於報章的招聘廣告，這與我們招聘教授的方法有很大分別；不過，這方式僅限於招請教授或教授級以上，講師則不能用這方法招聘了。當然，我們是替科大找首任院長、系主任及教授，有較多時間尋找國際一流的師資，而港大及中大歷史悠久，即使有教授退休或空缺，也僅限於小數，用不著像我們花這麼多時間及精力。
招聘教授未受「六四」影響
你是怎樣遊說蜚聲國際的教授當科大的首任教授？已於較早時答應出任科大教授的有沒有受六四事件而改變初衷，打消到港任教的念頭？
至今已有11位教授答應到科大任教。他們絕大多數屬華裔。我游說他們到港任教時，向他們講述香港的實際情況，以及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尤其是1997年後，香港的主權會回歸中國，他們大多數表示對香港及中國有信心。自從發生六四事件後，我再與他們聯絡，已答允出任科大教授的不但沒有軟化，反而更堅強，表示會履行承諾。個別院長及系主任並開始設計教學及課程的工作，所以，校方會給予他們相當於兼職顧問的費用，我並會密切與他們保持聯繫。
科大將會以怎樣的態度來迎接1997年？
我們會以開明的態度鼓勵學生作學術性的研究工作，從而造福香港及為中國作貢獻。我希望學生在校內所辦的報紙及刊物，暢所欲言，敢於批評校方、港府甚至大陸的不當之處、不正之風。猶記得70年前的五四運動，已提出德先生—民主（Demoracy）及賽先生—科學（Science），看來，今日的學生還要繼續爭取民主與科學。學生儘管在批評校方或政府的決策可能有不當之處，但錯了勇於改正，這是學習的方式之一，也是民主社會可以接受的。民主不是免費，是要付出代價，真理則是愈辯愈明的。我們必須保持學術的自由及科學化。
自六四事件後，中國大陸對教育政策也收緊，倘若將來科大也遭遇同一樣命運，科大如何解決？
自由民主是世界大氣候，氣候是自然規律，沒有人可以違背。他們有很多東西須要學習，我們要持堅定的立場，學生也要具有充分的自由民主，在一國兩制下，不堅持這點，香港會成為另一個成都、重慶；中國有很多大城市，多一個並不重要，鄧小平最近也說過，希望國內有多幾個香港。
你對科大的學生有什麼期望？
個人方面，需要有廣泛的興趣，吸收各國知識，也要鍛煉好體格，以便身心靈活。
對社會方面，要培養對社會的歸屬感，發揮本土氣息，重視鄉土觀念，否則人才外流情況更加嚴重。
（本文原刊於1990年1月）
中文大學面對的挑戰與回應
訪中大校長高錕教授
本刊記者
邁向九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學面臨學制更改的衝擊。中大一貫堅持大學四年制，但港府堅決實施四改三制，此舉是否成為中大今後在教育政策上首要考慮的因素？面對人才外流，中文大學如何培訓本地人才、建設社會？
本刊記者特此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高錕，請他談一談中文大學在新的一年以及繼後的九十年代，有什麼規劃和發展方針。以下是訪問的內容摘要。
高校長，邁向九十年代，中文大學將會怎樣制定其教育政策及方針？
在制定九十年代教育政策的同時，我們會考慮這幾個問題—一、培訓人才；二、提高學生質素；三、採用靈活的學分制；四、配合社會發展。
培訓人才在今日而言，除了是為社會提供各類專業人才外，也有針對人才外流的意味，可否談談如何培訓人才及補救人才的流失？
人才外流問題確實已到嚴重的階段，社會上很多重要的職位都出現「上承下接」的問題，尤以中層管理人才最甚。人才流失等於損失香港的主要資源，「資源」損失惟有採取補救辦法，那就是培養新的人才去填補，所以，當港府宣布增加大學學額（90年學額約7,000個，到1995年將增至67,000個），大學將責無旁貸的承擔這責任。
人才培訓當務之急
我認為培訓人才可從兩個方面入手—一、加強認識香港的重要性，例如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負起發展香港的使命；二、提供機會和重建信心，大學要達到這個目的，先要提高教學水準，擴闊學生的知識眼界及經驗。此外，我們要與社會的步伐相配合，資訊是日新又新的。大學內，老師須要教學相長，一方面做研究，另一方面指導學生，這可使教學全面化，才能訓練出一流的人才。這些經過訓練的人才部分投身於社會作貢獻，部分留下來作研究，教育新一代，這種良性循環，不停的補足才是一個既長線而又實事求是培訓人才的方法。所以，我們在設計九十年代的教育政策將會側重於有彈性的教育設施及靈活的學制。
你認為在增加學額的同時，如何兼顧提高學生質素？
我想透過學校、學生及老師三方面的努力才可 達此目標。先說學生方面，學生須要在中學時掌握中、英語文的基礎，若其中英語文程度好的話，中大會豁免他們修中、英文科，屆時，他們便可多修讀其他的學科了；學生除了專注讀本科外，還要多關心社會，這使得課本上的知識可以活用於日常生活上。老師方面，須要採用思想性的教育方法，不可側重背誦，而是指導學生如何獨立思考，具有分析的能力；學校方面，中大會提高研究生的比例，過往研究生佔全校學生總人數12%，現在希望會增至15%，到九十年代末期，若達致20%則可算是頗理想的了。此外，中大也會加強與海外大學的聯繫及交流。
高校長，中大一向堅持四年制，但港府卻接納教統報告書的建議，決定大學學制為三年，中大如何在這問題上解決其間的矛盾？
學分制解決學制矛盾
我們會採取較靈活的教育政策，這也是九十年代中大在教育上的一項特色，就是採取彈性的學分制。構思中，這種學分制將於91年實施，屆時的中七畢業生入讀中大，只須修滿108個學分，成績及格或以上便可畢業了。
這種學分制與目前的有什麼不同，好處何在？
目前中大所收取的大多是中六畢業生，他們須要修讀128個學分；在彈性的學分制下學生每年修讀36個學分，3年合共108個學分，這可以減少考試的壓力及為學分而讀書的弊病。
這彈性學分制似乎是為了配合政府的教育方針而設計的。例如港府統一大學的收生點為中七以及大學學制為三年制均包容在這彈性學分制內。
這可以說是避過中大與港府就學制分歧的問題。不過，中大仍堅持學生除了修讀本科外，還要接受通識教育，以及多選擇別的科目。說得具體一點，學生不應規限於尋求主修科的知識，也要多修讀與本科以外的科目，例如新聞系的學生多讀商學、心理學、社會科學。總括來說，在未來的香港社會，尤其是專上教育機構，所積極要做的是訓練新一代，發展人才資源和資訊交流以增加聯繫。
你剛才提到資訊交流，使我想到去年港府發牌照予一間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他們所提出鋪設光纖網絡也可以大大助長數據傳達、資訊流通。高校長是這方面的專才，可否談談光纖網絡對香港的重要性？
資訊發達對香港社會經濟發展有密切的關係，這可以確保香港的國際地位。香港素以資訊發達見稱，倘若增加利用光纖網絡，將可進一步使香港成為國際通訊中心，既可接收，也可傳送，成為全世界最好的資訊中心。這是由於香港有其特殊的優點，比方說地方小，消息容易集中，對外通訊方便，發布消息快捷，不但有助於財經及金融界本地與海外的聯繫，也提高運作效率；工廠方面也由於資訊靈通，掌握市場路向，從而增加生產能力。
可否談談這種網絡如何應用到教育方面？
資訊網絡可用於教學
最明顯的就是公開進修學院方面。公開進修學院很倚重視聽教材、資料庫。處理學生的人數、註冊、計算積分也可借助這系統而達致同樣適用於其他三間大學。比方說，一個新聞系學生，看一套有關指導如何採訪的錄影帶，在收看時發覺有些問題想即時解決，那怎麼辦？ 他可以透過熒光幕按選擇掣輸入要問的問題，倘若有教授在接收到這個訊息，又或者是其他有經驗的人士願意解答這問題時，便在自己的辦公室內傳達答案，如此一來一往的傳送過程，既可為學生即時解答問題，教授也可了解學生的進度。當然，我並不是說，將來可以這種方法來取代在課室授課的傳統，事實上，教授與學生面對面的溝通是既親切而且必須的；我是說，這不失為一種學習的方法，而且也頗靈活及有趣味性。再說，辦報紙也可利用這種網絡印刷報章，以促進通訊及印刷事業的發達。
再者，香港的地位與其面積不成正比，但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是人力資源及地理環境所達致的。因此，九十年代的高等教育學府，必須朝著培訓人才及促進香港的繁榮而努力。
（本文原刊於199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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